瓦格纳症”（Wagnerian Symptom）又称“音响震颤麻痹”，是指听觉、视觉神经受到德国作曲家、指挥家、诗人、作家理查·瓦格纳（Richard Wagner, 1813-1883）的作品及言论刺激后，一种常见的中枢神经系统突变心理性疾病，主要是因为位于神经系统末梢部位“黑质”中的细胞群组织发生病理性改变后多巴胺的合成减少，抑制乙酰胆碱的功能降低，同时乙酰胆碱的兴奋作用相对增强，两者失衡的结果便出现了心理情绪的“震颤麻痹 ”，具体表现为情绪波动不稳定，面对目标对象（即瓦格纳）时爱憎易极端化、偏激化、非理性化，甚至导致人生观、世界观的变异。 病理原因迄今尚未明了，可能与遗传和环境因素有关。有学者认为蛋白质、水果、乳制品等摄入不足、嗜酒、外伤、过度劳累及某些精神幻觉因素等，均可能是致病的危险因素。主要患症人群多为音乐家、哲学家、空想家甚至政治家。
病例No.1 患者姓名：路德维希·弗雷德里希-威廉 (Ludwig Friedrich Wilhelm) 别名：路德维希二世、疯子路德维希、童话国王、“我们亲爱的国王”（仅限巴伐利亚地区使用） 出生地：慕尼黑郊外宁芬堡（德国） 出生日期：1845年8月25日 职业/身份：巴伐利亚国王 患病起因：12岁时偶然读到瓦格纳音乐戏剧论著《未来艺术品》。 临床表现：从此性格忧郁内向，不问朝政，终身未娶，废寝忘食地沉迷于瓦格纳歌剧、中世纪神话传说和骑士童话中，热衷修建各种瓦格纳歌剧场景里描述的城堡宫殿；与未婚妻苏菲娅公主相处时谈论的唯一话题就是瓦格纳，而且彼此还穿着歌剧《罗恩格林》中男女主角的服饰、手持宝剑——但是后来因为忙于看瓦格纳歌剧排练和监督城堡施工而取消与其婚约；起居室均以瓦格纳乐剧中的题材人物如特里斯坦、伊索尔德、罗恩格林、纽伦堡的名歌手等形象壁画加以装饰。在起居室与勤务室之间有尚有人工钟乳石洞，这是试图模仿歌剧《汤豪舍》中的女神维纳斯之洞窟，内有小瀑布与水池。 患病期间行为：继承王位后立即派遣大臣前往慕尼黑将逃避债务、长期流亡在外的瓦格纳请进宫廷，并成为他的庇护人，替他清偿以往欠下的巨大债务，为其修建拜鲁特歌剧院以及家属别墅，之后继续为瓦格纳的音乐事业乃至家庭生活不断慷慨解囊，先后为其支出二十五万马克；1779年底至1780年冬，瓦格纳携家眷前往意大利访游了十一个月，其间仅所乘豪华包车一项花费，国王就为其偿付五千二百里拉。意大利回来后，国王亲自为他接风，并在慕尼黑安排了三场瓦格纳的歌剧演出，即《漂泊的荷兰人》、《特利斯坦和伊索尔德》和《罗恩格林》，第二天紧接着还上演了《帕西法尔》，可惜这一次国王迟到了，引起瓦格纳的不悦；最后在阿尔卑斯山崖上为他和瓦格纳的友谊建造了一座宏伟富丽的“新天鹅堡”，其中“宝座厅”按照《帕西法尔》中格拉尔庙的舞台设计，“歌唱厅”模仿《汤豪舍》中的舞台场景，卧室以《罗恩格林》中洞房为蓝本，共耗资约六百二十万马克。 经典引语：“我不爱女人，不爱父母，不爱兄弟，不爱亲戚，没有任何人让我牵挂，只有您（瓦格纳）！” 后果：一系列的奇怪行为终于导致人们对其执政能力和精神状态的怀疑，后来被医生诊断患有精神疾病，同时由于修建各种城堡（除天鹅堡外还有霍夫城堡和基姆湖城堡等）耗尽家庭和国库的资金，在1886年他被迫退位，最后神秘地溺死在天鹅堡附近的史坦贝尔格湖里，并给他的家族留下了一千四百万马克的巨额债务。 评语：他的思绪完全飘忽在另一个世界中。 症状指数：★★★★★★
病例No.2 患者姓名：安东·布鲁克纳 (Anton Bruckner) 别名：慢板音乐家 出生地：安斯斐尔登（奥地利） 出生日期：1824年9月4日 职业/身份：作曲家、教师、管风琴家 患病起因：1864年经指挥家奥托·齐茨勒介绍开始潜心研究瓦格纳音乐，次年专程赶赴慕尼黑去听《特利斯坦和伊索尔德》，造成其精神持续紧张乃至崩溃，后被送进一所疗养院治疗，几个月后才能够重新工作。 临床表现：从此更加缺乏自信，充满不安全感，自卑、谨慎、忧心忡忡；视瓦格纳为音乐之神而顶礼膜拜之，经常在瓦格纳巨大影子下面保持某种虔诚祈祷的习惯式低头姿势；创作的交响曲中开始经常出现瓦格纳大号(系由瓦格纳综合圆号和大号而发明的介乎两者之间的铜管乐器，看上去有点像圆号，但听起来有点像大号)的奇异声音，后期作品则普遍带有神经质的节奏和能量；很多作品的发展过程中经常突然中断（也许是有意而为），而且有时虎头蛇尾，草草收场（以至于指挥家富特文格勒曾激烈批评他的作品：无法一直把音乐保持在乐章开始的高水平），给人莫名其妙的感觉。 患病期间行为：拿着自己创作的第二、第三交响曲手稿当面请求瓦格纳接受，但由于与大师会面时过于激动，回家后想不起来大师当时选择了哪一部，于是写信询问：“是不是带圆号的那部？”；当他一连数小时听完《帕西法尔》后，默默地凝视着当时在场的瓦格纳，终于鼓起勇气上前跪下地去，含着眼泪表示由衷的崇拜之情；当预感到大师即将离开人世时，他在沉浸于忧伤回忆的梦中创作出那首崇高、优美的第七交响曲慢板乐章。 经典引语：“他们干吗要烧掉布伦希尔德？”（在演出《指环》最后一幕时候布鲁克纳问旁边的人——他非常关心瓦格纳的音乐，但对剧情一无所知。 后果：被人指控为“瓦格纳派”成员，遭到舆论界尤其是维也纳首席评论官爱德华·汉斯利克（此人——也是患者——将在下面介绍）连篇累牍的攻击和嘲讽，有时几乎只是为了文字消遣，也要把他拉出来痛责一番，以至于在他生前许多作品根本无法得到上演的机会，大部分时间里生活潦倒、事业惨淡。由于作品很少有演出的机会，当有些指挥要求他删去大段的音乐时，布鲁克纳从不坚持己见，删改听便，只要能排演出来便谢天谢地。据同代人回忆，在排练其第四交响曲时，著名指挥家李希特指着总谱的一个地方问布鲁克纳那是什么音，被快乐包围着的布鲁克纳竟回答说：“随便什么音，只要你喜欢。” 评语：他是个兢兢业业的好人，能写出非常棒的谐谑曲，可惜大师却经常让他精神恍惚、陷入险境。 症状指数：★★★★
病例No.3 患者姓名：雨果·沃尔夫 别名：野狼（仅限音乐评论圈内使用） 出生地：温迪施格拉茨（现属斯洛文尼亚） 出生日期：1860年3月13日 职业/身份：作曲家、剧作家、评论家 患病起因：1875年7月在维也纳音乐学院偶然遇见瓦格纳。 临床表现：从此性格乖张、脾气暴烈，对周围几乎所有人（瓦格纳除外）态度专横恶劣；极度推崇瓦格纳本人及其音乐，对巨大刺激的不和谐声响和复杂混乱的旋律线开始萌生浓厚兴趣；在学校期间成天和同班同学古斯塔夫·马勒（此人也是一名作曲家）、克次拉诺夫斯基、汉斯·罗斯（此人后来发疯）等一起热烈地讨论瓦格纳，终日在钢琴上弹奏瓦格纳的作品，同时震耳欲聋地大声演唱起来；特别喜欢将简单质朴的艺术歌曲旋律和钢琴伴奏声部切割、打磨、搅碎。 患病期间行为：在维也纳音乐学院只学习两年就因为与院长吵闹而被开除；由于除了瓦格纳以外他拒绝接受任何老师的教导，只好努力奋斗、坚持自学；受瓦格纳音乐刺激后其创作灵感时断时续，1888年到1890年间连续创作出200多首艺术歌曲，然后突然似乎无话可说，没有写出任何作品，直到1891年11月底灵感恢复，连续写出15首意大利歌曲，到了1 2月突然再度缄默，而且一直沉默长达5年之久，用他自己的话说：“我肯定地相信，这次我真完了”；成为瓦格纳派的核心成员及斗士，热烈捍卫、拥护和赞美瓦格纳的一切，包括效仿其素食主义行为（但只坚持了18个月）；坚决反对、攻击、嘲讽甚至辱骂与“瓦格纳派”对立者如作曲家勃拉姆斯（为此树敌甚多），客观地讲其中有些言辞不乏恶毒，比如在报纸上将勃拉姆斯形容成一个在破败的阁楼上用秃羽毛笔作曲的蹩脚刺猬。 经典引语：“勃拉姆斯的所有艺术歌曲、小夜曲、摇篮曲外加交响曲所表达出的感情加起来也赶不上瓦格纳作品中一次铜钹剧烈撞击的效果。” 后果：精神失常进了医院，后来企图溺河自杀而未遂，在精神和肉体的痛苦中生活了四年，于1903年去世。 评语：音乐史学家们基本上一致认为沃尔夫是人类音乐史上最悲惨、最可怜的人物。 症状指数：★★★★★
病例No.4 患者姓名：埃德华·汉斯利克 (Eduard Hanslick) 别名：汉斯利希（仅限瓦格纳使用） 出生地：布拉格（捷克） 出生日期：1825年9月11日 职业/身份：批评家、美学理论家、教授 患病起因：20岁那年在德雷斯顿观看《汤豪舍》并为之撰写长篇评论。 临床表现：开始时为瓦格纳的音乐深深感动，但后来在《维也纳报》和《新闻报》担任音乐评论员期间，立场却彻底转变，判若两人（也许是觉得受骗之后的过度反应？）；把持维也纳音乐舆论的话语权和道德制高点，旗帜鲜明地反对任何试图表现感情或听起来过于让人情绪激动的音乐——当年许多维也纳音乐学院的年轻才子如古斯塔夫·马勒就因此在校学习期间抑郁久不得志。 患病期间行为：在他的权威把持下，发动了针对“瓦格纳派”和“新德意志派”的轰轰烈烈的讨伐运动；口诛笔伐，极尽诋毁之能事，把瓦格纳连同其岳父弗朗茨·李斯特（Fra nz Liszt）指斥得一无是处，并捎带把布鲁克纳也批评得体无完肤，并试图阻止其交响乐在维也纳的任何地方上演；为抨击瓦格纳风潮而出版理论著作《论音乐的美》，确立自律论观点，认为音乐的内容就是乐音运动的形式自身，除此之外不表达任何东西（特别是情感）——该观点至今在音乐学术界仍很具有迷惑性和影响力。 经典引语：“任何追随瓦格纳的人将会折断他的颈骨。” 后果：作为臭名昭著的反动小丑角色（贝克麦瑟，即汉斯利希）被瓦格纳写入其著名乐剧《纽伦堡的名歌手》中。 评语：汉斯利克相信支配瓦格纳的音乐的全是欺骗、撒谎、暴行和兽欲——借用戴维·巴伯的那句话：人们相信他们愿意相信的。 症状指数：★★★★
病例No.5 患者姓名：弗雷德里希·威廉-尼采 (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 别名：狂人、太阳 出生地：洛肯镇（德国） 出生日期：1844年10月15日 职业/身份：哲学家、诗人 患病起因：中学时放假期间和朋友在家中用钢琴弹奏《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当时他兴奋地对妹妹伊丽莎白说：这真是美极了！你认为如何？而伊丽莎白回答：这声音让人想起狼嗥。 临床表现：从此视大师为完美的偶像，但后来立场却彻底转变，判若两人（同汉斯利克一样觉得受骗后的反应？）；渴望在这个在他看来虚无堕落的世界上寻找或者说创造出一种生存的意义，以此来肯定人的存在价值；精神状态趋向分裂化，喜欢在各种思想领域进行 “不合时宜的漫游”；崇尚暴力，反对基督教道德思想和传统的价值；怀疑一切，企图将一切推倒重来，并将狄奥尼修斯(生活上的狂欢作乐)和阿波罗(冷静调节作用)两种存在精神模式对立起来。 患病期间行为：1868年登门拜谒瓦格纳，并成为大师的门徒，后来与大师决裂；发表题献给瓦格纳的著作《悲剧的诞生》；在大师“异常强烈的刺激”下完成一部又一部哲学论著，如《偶像的黄昏》、《人性，太人性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善恶的彼岸》、《瓦格纳事件》、《尼采反对瓦格纳》、《看，这个人》等，在较早著作中，瓦格纳几乎被作为一个神灵或超人歌颂着，但在其后著作中，瓦格纳又成为一个“颓废者”，一条从腐败世界里溜回来的“机灵的响尾蛇”。 经典引语：前期-“实现了我们所有的希望：他（瓦格纳）是一个充实、伟大、高尚的灵魂，一个个性强烈、令人喜悦的人，值得所有人的爱。” 后期-“瓦格纳是一种病菌，他污染每件他所触摸到的东西——他让音乐变得令人作呕— —我坚信这点：瓦格纳的艺术是病态的……瓦格纳之发生作用，犹如连续使用酒精饮料，使人麻醉，使人胃液增生。” 后果：长期不被人理解的尼采由于无法忍受长时间的孤独，在都灵大街上抱住一匹正在受人虐待的马的脖子痛哭流涕，最终失去了理智，后收容在耶拿大学精神病院，但是他给西方哲学带来颤栗，而此颤栗的最后意义至今尚未被完全估价出来。 评语：如果没有瓦格纳，很难说尼采会怎样。 症状指数：★★★★★★★
病例No.6 患者姓名：豪斯顿·司徒·张伯伦 (Houston Stewart Chamberlain) 别名：古怪的英国人、先知、精神创建人（后两个称谓仅限第三帝国内使用） 出生地：朴次茅斯(英国) 出生日期：1855年9月9日 职业/身份：作家、种族主义理论家 患病起因：27岁的时候前往拜罗伊特会晤瓦格纳。 临床表现：从此将瓦格纳视为“生命中的太阳”，并在其后的一生中对作曲家的妻子科西玛保持着热情的、奴隶般的忠诚；变成一个非常敏感的人，神经官能症常常发作，而且据说他能看到“恶魔”，这些恶魔往往无情地驱使他从事新的方面的研究和继续不断的写作：有一次他从意大利回来，在一个“恶魔”的驱使之下，他中途在加尔顿下了火车，租了一间旅馆房间，关起门来有8天之久，放弃了他原来想写的关于音乐的文章，而紧张地写了一篇生物学论文(很奇怪，不是吗？)；1897年4 月1日到1898 年10月31日之间的19个月时间中，他在另一个“恶魔”的无情驱使下写出一部长达1200页的世纪末巨著《19世纪的基础》（Grundlagen des Neunzehnten Jahrhunderts），其中详细、耐心地阐明了自己那些受到瓦格纳赞扬和鼓励的种族主义理论。 患病期间行为：成为拜罗伊特内部圈子核心成员，加入位于维也纳的瓦格纳迷俱乐部，迎娶瓦格纳之女爱娃为妻，成为瓦格纳的女婿，并从此定居拜罗伊特；先后出版论述瓦格纳的著作数种，编辑其书信集，撰写关相关论文五十余篇；继承发展了瓦格纳的种族主义和反犹观点并将之理论系统化，声称如果没有条顿人，全世界就会笼罩着永恒的黑夜，所以条顿人有权统治世界；接着着手证明耶稣不是犹太人——他的种族理论认为，耶稣其实出生于加利利，而且不能正确地发出亚拉姆语中的喉音字母，而这些“明显的迹象”都说明了耶稣有“很大比例的非闪族血统”；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加入德国国籍，对原来的祖国、协约国一方的英国进行煽动、颠覆、敌视的言论活动。 后果：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他的著作曾经在德国热销，但随着德国的战败和霍亨佐伦帝国的覆亡，他似乎一切希望和预言都崩溃了，而且身患重病、半身不遂，不过随着希特勒政治力量的崛起，他看到了新的希望——更何况他的著作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再度热销。 评语：世界上有很多人不同意他的理论（法国学者德蒙·尔梅尔认为张伯伦的思想基本上是“卖膏药的”），可是又能把他怎么样呢？ 症状指数：★★★★★★★
病例No.7 患者姓名：阿道夫·希特勒 (Adolf Hitler) 别名：元首、沃尔夫、大独裁者 出生地：布劳瑙（奥地利） 出生日期：1889年4月20日 职业/身份：纳粹德国总理、元首兼任武装力量最高统帅、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领袖 患病起因：1906年11月同青年时代好友库比席克一起观看《黎恩济》演出。 临床表现：从此对瓦格纳终身崇拜，至死不谕；据他自己说：光瓦格纳的《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就听过34遍，而且每听一遍都有新的感受；他同时能把《钮伦堡的名歌手》的第二幕的所有歌词从头到尾背出来、唱出来；他声称瓦格纳的每一部作品都给他带来了莫大的愉快，甚至表示愿意去充当瓦格纳交响乐队中的一名鼓手；逐渐将世界分成尖锐的、毫不含糊的对立面（鸽笼心理？）；继承并发扬了瓦格纳的反犹观点，对犹太人产生偏执狂般的恐惧和憎恨；极端地专注于非现实的幻想和庞大的计划中；欣赏女武神式的残酷无情的力量和成功，并时常陷入某种歇斯底里但不乏灵感四溢的特殊精神状态。 患病期间行为：在维也纳求学期间经常买站票（因经济拮据买不起坐票）去聆听瓦格纳的歌剧；成为国家领导人后极力推崇瓦格纳的音乐，以至于每逢纳粹党大会召开或群众集会上，都少不了演奏《众神的黄昏》片段——尤其是当检阅军队、人们举手行纳粹礼的时候；多次亲自登门造访拜罗伊特剧院，和瓦格纳家族后代结为知交；把拜罗伊特节日剧院作为激励部下官兵、鼓舞士气的宗教殿堂，把欣赏瓦格纳歌剧作为最高荣誉和奖赏——例如从前线回来和即将奔赴前线作战的官兵以及从事战争工业的工人都被用“帝国音乐专列火车”送到拜罗伊特免费观看《尼伯龙根指环》和《纽伦堡的名歌手》；闪击波兰、西欧、南欧、北非、前苏联，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将《指环》中的战争、英雄、死亡、末日等场景付诸实践。 经典引语：“每个凡是想了解国家社会主义德国的人都必须首先了解瓦格纳。 后果：战争失败，希特勒在苏军攻入柏林后开枪自杀于地堡里，德国投降，世界从此被划分成东西两大阵营；由于二战期间瓦格纳的音乐经常被用作集中营中执行处决犹太人任务时的背景音乐，以色列至今仍谢绝上演瓦格纳的作品（虽然以色列开国元勋、锡安复国主义运动领导人特奥多·赫茨尔也是瓦格纳歌剧的狂热崇拜者，他最喜爱的歌剧是《汤豪舍》） 评语：瓦格纳改变的不仅仅是音乐史。 症状指数：★★★★★★★★★★
2010年12月25日星期六
2010年12月21日星期二
关于《鬼子来了》的审查意见
广播电影电视总局电影审查委员会关于《鬼子来了》的审查意见
你公司送审的合拍片《鬼子来了》已经电影审查委员会审查
审委会认为：
影片没有严格按照电影局《关于合拍片立项的批复》（电字[1998]第302号）中的意
见修改剧本，并在没有报送备案剧本的情况下擅自拍摄，同时又擅自增加多处台词和情节
，致使影片一方面不仅没有表现出在抗日战争大背景下，中国百姓对侵略者的仇恨和反抗
（唯一一个敢于痛骂和反抗日军的还是个招村民讨嫌的疯子），反而突出展示和集中夸大
了其愚昧、麻木、奴性的一面，另一方面，不仅没有充分暴露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本质，
夸大了其愚昧、麻木、奴性的一面，另一方面，不仅没有充分暴露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本
质，反而突出渲染了日本侵略者耀武扬威的猖獗气势，由此导致影片的基本立意出现严重
偏差。
影片多处出现污言秽语，并从日本兵口中多次辱骂“支那猪”，另外还有女性的裸露
镜头，整体上格调低俗，不符合《电影审查规定》的标准。
影片片名须按电影局多次要求重新选择。
影片须在参照附件认真修改后，重新报请审查。
附：《影片与批准立项剧本主要不同之外》
《影片与批准立项剧本主要不同之外》
一, 擅自修改、增加情节导致影片基本立意出现严重偏差：
1，剧本第7至8页，原文学剧本中众村民审日本兵花屋及汉奸董汉臣时，并未表现出
恐惧，喝斥他们：“要闹歪，没你香饽饽吃，”，“掺假可整出你的黄来”等。而影片却
表现村民一开始就惧怕他们。并增加第240镜五舅老爷台词：“我看你们也都是孩子”，
将中国百姓表现得愚昧无知、敌我不分。
2，对给鬼子吃细粮的情节，在文学剧本阶段，电影局始终坚持删掉，但影片不仅未
删，却反复渲染马大三向二拨子娘借米那，约定借一还八，从村民还热热闹闹给日本兵和
汉奸包饺子。客观上表现了战争时期的中国百姓在生活极度困难之时，并主动关心日兵和
汉奸，严重违背了历史。
3，第1027镜；影片较之文学剧本增加了二拨子娘台词：“日本子来咱们村都八年了
，八年了咋的，他八年了他敢动我一根汗毛？我行的正，走的端，我走到哪他都得高看我
一眼。”日本侵略者在中国烧杀抢掠八年，犯下滔天罪行，影片却借二拨子娘之口说日军
对自己秋毫无犯，美化了日本侵略者。
4，第472镜至496镜，影片较之原剧本增加了日兵花屋想象马大三带乡亲们冲过来的
一段，并将马大三和乡亲们设计成日本武士的样子。在抗战大背景下，日兵花屋最惧怕的
应是抗日队伍，是八路军、游击队，马大三和乡亲被设计成日本武士的情节不仅虚假，也
丑化了中国人。
5，第877镜至893镜，第918镜至931镜，第941镜至947镜，第954镜至959镜，影片较
之原剧本增加了村民以为马大三杀了鬼子，都不理他，甚至鱼儿也躲着他，使马大三神经
受刺激的情节。表现了中国众多百姓对日军没有应有的仇恨，以至敌我不分、愚昧麻木。
6，1002镜至1069镜；影片较之原剧本增加了小孩学日本语造成危险之后，众村民向
马大三发火，一个个争着让他杀了自己，并把头放到了桌子上的情节；鱼二跟村民说：“
让他杀人，那不是让我怀鬼胎吗……看看这两天，你们谁搭理他了……不杀人，逼我们杀
人，杀了人，又不搭理我们，见了马大三跟见了鬼似的，人没死，冲我们又弄这个……”
表现了中国百姓不仅不敢抗敌，而且对侵略者充满奴性和恐惧，
对自己人只会窝里斗，互相猜忌。
7，剧本第34页：原剧本中一刀刘讲自己杀人技巧时，说的是杀偷情的太监，而影片
第1177镜至1199镜，改成了一刀刘杀的是“慈禧身边的八大臣”，“百日维新之主谭嗣同
”，不仅赋予了新的政治内涵，并对砍头技巧加以自豪的渲染，结果杀日本兵时却遭失败
，感叹“英名一世，毁于一旦”，最后狼狈逃走。给人以千百年来中国人只会举起屠刀杀
自己人，却不敢抵御外侮的隐喻。
8，剧本第39页，大家商量送鬼子回去一场，原文学剧本中描写日军到了村中，将大
米洒成一圈，将百姓圈住，逼百姓吃饭，吃不下的还按住头往嘴里塞，日军队长讲话时，
百姓们都不理他。而影片第1763镜至1871镜，将这场戏改为联欢，并大力渲染，一起喝酒
唱歌，百姓们感激不尽，日军与村民亲如兄弟，并有“今儿我高兴，不单是冲这几车粮食
，主要是冲皇军给了我们面子”等台词，这是对剧本立意的重大改动，从根本上悖离了主
题。
10，剧本第47页至49页；屠杀村民场面，原文学剧本中有百姓终于醒悟，奋起反抗的
描写，如二拨端起钢盔砸向日本兵，二拨子娘脱下鞋打鬼子，并喊道：“别傻了，抄家伙
拼吧”。但影片第1872镜至2073镜，百姓们至死也未与鬼子拼斗，面对屠杀基本是束手待
毙，任人宰割。
11，影片中唯一一个敢于痛骂和反抗日本侵略者的人还是招村民讨嫌的疯子。
12，影片较之文学剧本增加了国民党将领召集百姓聚会的场面，他公开处死汉奸，发
表受降讲话，在讲话中说：“只有国军才是投降日军唯一合法的接收者。”并借日本人之
手杀死马大三。而这一切颠倒事实的行为，却得到了围观百姓的呼应，严重歪曲了历史，
没有达到批判和讽刺国民党的效果。
13，影片中有两个唱小曲的人物，共出场三次，原文学剧本中无此描写。镜头第109
9“皇军来到咱家乡，共建大东亚共荣圈，皇军来了救苦救难……”这样的台词也是增加
的。这是典型的愚昧、麻木、亡国奴的形象。
14，疯老七骂大三与鱼儿的话和骂日本鬼子的话内容相同，十分不妥。
15，片中多处借日本人之口辱骂中国人为“支那猪”，严重损害中国的形象。
二，剧本批复中曾提出修改意见，但影片未改之处：
1，剧本第2页：野野村变完把戏之后将糖装回兜里，以表现日军在捉弄孩子。现影片
第24镜头，不仅给了糖，而且还几次表现中国孩子追在日军后边要糖吃。
2，剧本第2页：马大三与鱼儿在床上剧烈的喘息声、鱼儿裸体镜头原文学剧本已经将
其删除。影片第28至41镜不仅未予删除，还增加了台词：“让我看看。”“看啥呀，快点
的，别歇着。” 这段床上戏时间长，画面、声音效果强烈，给人造成强烈的不良的感官
刺激。
3，剧本第40页：毛驴发情一场，原文学剧本中已改为毛驴钻入鬼子粮仓。现影片第
1590镜至1606镜，未做修改。此情节格调低俗、无聊。
4，原文学剧本中已将绝大多数脏话删改，但影片中比比皆是，每个人物都在骂脏话
。
5，影片中频繁吹奏日本军歌，为日本军国主义扬威造势，会严重刺伤中国人民的感
情。
你公司送审的合拍片《鬼子来了》已经电影审查委员会审查
审委会认为：
影片没有严格按照电影局《关于合拍片立项的批复》（电字[1998]第302号）中的意
见修改剧本，并在没有报送备案剧本的情况下擅自拍摄，同时又擅自增加多处台词和情节
，致使影片一方面不仅没有表现出在抗日战争大背景下，中国百姓对侵略者的仇恨和反抗
（唯一一个敢于痛骂和反抗日军的还是个招村民讨嫌的疯子），反而突出展示和集中夸大
了其愚昧、麻木、奴性的一面，另一方面，不仅没有充分暴露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本质，
夸大了其愚昧、麻木、奴性的一面，另一方面，不仅没有充分暴露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本
质，反而突出渲染了日本侵略者耀武扬威的猖獗气势，由此导致影片的基本立意出现严重
偏差。
影片多处出现污言秽语，并从日本兵口中多次辱骂“支那猪”，另外还有女性的裸露
镜头，整体上格调低俗，不符合《电影审查规定》的标准。
影片片名须按电影局多次要求重新选择。
影片须在参照附件认真修改后，重新报请审查。
附：《影片与批准立项剧本主要不同之外》
《影片与批准立项剧本主要不同之外》
一, 擅自修改、增加情节导致影片基本立意出现严重偏差：
1，剧本第7至8页，原文学剧本中众村民审日本兵花屋及汉奸董汉臣时，并未表现出
恐惧，喝斥他们：“要闹歪，没你香饽饽吃，”，“掺假可整出你的黄来”等。而影片却
表现村民一开始就惧怕他们。并增加第240镜五舅老爷台词：“我看你们也都是孩子”，
将中国百姓表现得愚昧无知、敌我不分。
2，对给鬼子吃细粮的情节，在文学剧本阶段，电影局始终坚持删掉，但影片不仅未
删，却反复渲染马大三向二拨子娘借米那，约定借一还八，从村民还热热闹闹给日本兵和
汉奸包饺子。客观上表现了战争时期的中国百姓在生活极度困难之时，并主动关心日兵和
汉奸，严重违背了历史。
3，第1027镜；影片较之文学剧本增加了二拨子娘台词：“日本子来咱们村都八年了
，八年了咋的，他八年了他敢动我一根汗毛？我行的正，走的端，我走到哪他都得高看我
一眼。”日本侵略者在中国烧杀抢掠八年，犯下滔天罪行，影片却借二拨子娘之口说日军
对自己秋毫无犯，美化了日本侵略者。
4，第472镜至496镜，影片较之原剧本增加了日兵花屋想象马大三带乡亲们冲过来的
一段，并将马大三和乡亲们设计成日本武士的样子。在抗战大背景下，日兵花屋最惧怕的
应是抗日队伍，是八路军、游击队，马大三和乡亲被设计成日本武士的情节不仅虚假，也
丑化了中国人。
5，第877镜至893镜，第918镜至931镜，第941镜至947镜，第954镜至959镜，影片较
之原剧本增加了村民以为马大三杀了鬼子，都不理他，甚至鱼儿也躲着他，使马大三神经
受刺激的情节。表现了中国众多百姓对日军没有应有的仇恨，以至敌我不分、愚昧麻木。
6，1002镜至1069镜；影片较之原剧本增加了小孩学日本语造成危险之后，众村民向
马大三发火，一个个争着让他杀了自己，并把头放到了桌子上的情节；鱼二跟村民说：“
让他杀人，那不是让我怀鬼胎吗……看看这两天，你们谁搭理他了……不杀人，逼我们杀
人，杀了人，又不搭理我们，见了马大三跟见了鬼似的，人没死，冲我们又弄这个……”
表现了中国百姓不仅不敢抗敌，而且对侵略者充满奴性和恐惧，
对自己人只会窝里斗，互相猜忌。
7，剧本第34页：原剧本中一刀刘讲自己杀人技巧时，说的是杀偷情的太监，而影片
第1177镜至1199镜，改成了一刀刘杀的是“慈禧身边的八大臣”，“百日维新之主谭嗣同
”，不仅赋予了新的政治内涵，并对砍头技巧加以自豪的渲染，结果杀日本兵时却遭失败
，感叹“英名一世，毁于一旦”，最后狼狈逃走。给人以千百年来中国人只会举起屠刀杀
自己人，却不敢抵御外侮的隐喻。
8，剧本第39页，大家商量送鬼子回去一场，原文学剧本中描写日军到了村中，将大
米洒成一圈，将百姓圈住，逼百姓吃饭，吃不下的还按住头往嘴里塞，日军队长讲话时，
百姓们都不理他。而影片第1763镜至1871镜，将这场戏改为联欢，并大力渲染，一起喝酒
唱歌，百姓们感激不尽，日军与村民亲如兄弟，并有“今儿我高兴，不单是冲这几车粮食
，主要是冲皇军给了我们面子”等台词，这是对剧本立意的重大改动，从根本上悖离了主
题。
10，剧本第47页至49页；屠杀村民场面，原文学剧本中有百姓终于醒悟，奋起反抗的
描写，如二拨端起钢盔砸向日本兵，二拨子娘脱下鞋打鬼子，并喊道：“别傻了，抄家伙
拼吧”。但影片第1872镜至2073镜，百姓们至死也未与鬼子拼斗，面对屠杀基本是束手待
毙，任人宰割。
11，影片中唯一一个敢于痛骂和反抗日本侵略者的人还是招村民讨嫌的疯子。
12，影片较之文学剧本增加了国民党将领召集百姓聚会的场面，他公开处死汉奸，发
表受降讲话，在讲话中说：“只有国军才是投降日军唯一合法的接收者。”并借日本人之
手杀死马大三。而这一切颠倒事实的行为，却得到了围观百姓的呼应，严重歪曲了历史，
没有达到批判和讽刺国民党的效果。
13，影片中有两个唱小曲的人物，共出场三次，原文学剧本中无此描写。镜头第109
9“皇军来到咱家乡，共建大东亚共荣圈，皇军来了救苦救难……”这样的台词也是增加
的。这是典型的愚昧、麻木、亡国奴的形象。
14，疯老七骂大三与鱼儿的话和骂日本鬼子的话内容相同，十分不妥。
15，片中多处借日本人之口辱骂中国人为“支那猪”，严重损害中国的形象。
二，剧本批复中曾提出修改意见，但影片未改之处：
1，剧本第2页：野野村变完把戏之后将糖装回兜里，以表现日军在捉弄孩子。现影片
第24镜头，不仅给了糖，而且还几次表现中国孩子追在日军后边要糖吃。
2，剧本第2页：马大三与鱼儿在床上剧烈的喘息声、鱼儿裸体镜头原文学剧本已经将
其删除。影片第28至41镜不仅未予删除，还增加了台词：“让我看看。”“看啥呀，快点
的，别歇着。” 这段床上戏时间长，画面、声音效果强烈，给人造成强烈的不良的感官
刺激。
3，剧本第40页：毛驴发情一场，原文学剧本中已改为毛驴钻入鬼子粮仓。现影片第
1590镜至1606镜，未做修改。此情节格调低俗、无聊。
4，原文学剧本中已将绝大多数脏话删改，但影片中比比皆是，每个人物都在骂脏话
。
5，影片中频繁吹奏日本军歌，为日本军国主义扬威造势，会严重刺伤中国人民的感
情。
2010年12月20日星期一
(ZZ)1947年：傅斯年和中国言论界
傅国涌
“欧美报纸，常常一篇社评可以影响一个内阁或一个部长的去留，中国的言论界则很
少有这种力量。这当然非谓言论界本身的不努力，实际上这是中国的社会情形与欧美各国
不同的结果。然而我们总希望中国的言论界，能够一天一天发挥更大的威力。我认为言论
自由是要言论界自己去争的，决不能期望政府来给言论界以‘言论自由’。言论界争取‘
言论自由’，自然要联合起来争，全体起来争，但是在这争取‘言论自由’的过程中，也
得要有几个硬骨头的人物来领导一下。但是这种领导言论的责任，也不是随便什么人可以
负得起来的，还要看这个人的学问识见及声望地位如何。譬如抨击宋孔的文章，假如那三
篇文字是 像我这样一个普通读者写的，恐怕未必能引起这样大的注意，甚至大公报或贵
刊都不登，亦未可知。此外，要是一个普通的新闻记者写了像傅先生那样激烈露骨的文章
，恐怕他就要遭到许多困难了。我认为傅先生发表了这样几篇的文章，言论界的风气，很
可为之一变。假如中国能够有十个‘傅孟真’，挺着胸脯说硬话，则中国的言论界也不致
于像过去那样的萎靡不振，政治上的风气也不致于像过去那样太不像样。我们实在希望中
国言论界能多几个‘傅孟真’，能这样，风气自然可以慢慢的改变过来。”[1]
这是1947年3月1日一位署名“许金铿”的上海读者写给《观察》周刊编者的信，以《
傅孟真的文章》为题发表在3月8日的《观察》第二卷第二期“读者投书”栏。五十五年后
我读了还是感慨不已。
1947年2月15日的南京，依然是春寒料峭，已过了知天命之年的傅斯年（字孟真）在
《世纪评论》周刊第七期发表《这个样子的宋子文非走开不可》，炮轰行政院长宋子文，
开篇即指出“古今中外有一个公例，凡是一个朝代，一个政权，要垮台，并不由于革命的
势力，而由于他自己的崩溃！”[2]直言国民党政治上的失败。宋子文初上台时，他曾寄
予希望，还在《大公报》发表评论说过宋的好话，以为他和孔祥熙不一样。事隔不久，宋
的真面目就露出来了，傅斯年无法容忍孔宋这些“侵蚀国家的势力”，他不愿看到政府的
垮台，以免玉石俱焚，所以必须说出真话。他从宋子文的黄金政策、工业政策、对外信用
、办事作风、中国文化修养和态度等五个方面，最后得出了这样的结论：
“我真愤慨极了，一如当年我在参政会要与孔祥熙在法院见面一样，国家吃不消他了
，人民吃不消他了，他真该走了，不走一切跨了。”[3]
一个学者如此直截了当地抨击政府首脑在中国是罕见的，一文既出，“各地报章纷纷
转载，举国注目。”据那天的胡适日记，成舍我主办的《世界日报》当日甚至用了“傅斯
年要革命”这样耸动视听的标题。
《世纪评论》是担任过国民党政府高级官员的经济学家何廉1947年1月筹款创办的，
由留美政治学博士张纯明主编，撰稿人包括萧公权、吴景超、潘光旦、蒋廷黻、翁文灏等
，他们批评时政，倡导民主，言论大胆，很快得到社会公认。何廉回忆：“1947年春季的
一天，我收到傅斯年赞扬《世纪评论》的一封信，……我回信约他给《世纪评论》写稿子
。不久，我在南京遇到他。他告诉我说，他要给《世纪评论》写稿子，但有一个条件，就
是按原文发表，不能有一字改动，我立刻表示同意。过了两天，他把稿子交给总编辑张纯
明”。《 这个样子的宋子文非走开不可》一发表，“不到半天时间，这一期《世纪评论
》在上海市面上就见不到了。这并不是说《世纪评论》的发行量空前地突然增加，而是一
定有人从报贩手里全部收买去了。我立刻到《大公报》馆找到经理胡霖，把我自己手里的
一份登有傅斯年文章 的《世纪评论》给他看。我告诉他说这一期在市面上谁也买不到了
，问他能否在《大公报》上发表，他立刻同意了。就在第二天早晨，这篇文章在《大公报
》上发表了。”[4]将刊载傅斯年文章的刊物“搜买一空”，《观察》称之为“颇有‘寓
买于禁’的味道”。
一星期后，傅斯年在《世纪评论》第八期发表《宋子文的失败》一文，直言：“自抗
战以后，所有发国难财者，究竟是那些人？照客观观察去，套购外[汇]和黄金最多的人，
即发财最多的人。……（孔、宋）二人虽不睦，但祸国的事，却也‘萧规曹随’。”他列
举事实指出孔、宋代表的权贵势力“断送中国的经济命脉”，“简直把中国葬送在十八层
地狱下了。”说到工商贷款，他痛心地说：
“今天的工贷都成了商贷，而且都成了投机贷。……惟有权门、霸户、豪势、或与这
些人有关系的，才能得到贷款。孔宋二氏这样一贯的做法，简直是彻底毁坏中国经济，彻
底扫荡中国工业，彻底使人失业，彻底使全国财富集于私门，流于国外！”
储安平在2月16日给傅斯年的信中说：“先生在参政会慷慨陈辞，主张清查宋、孔产
业，举国共鸣。国事如此，忧心如焚，顷闻先生将为《世纪评论》连写两文，促宋下台，
谠论一出，行见全国响应。不知先生拟写之两文中，能否分赐一篇惠交敝刊？”[5] 3月
1日，傅斯年在《观察》周刊（第二卷第一期）发表第三篇檄文《论豪门资本之必须铲除
》，从国家资本、官僚资本、权门资本出发，条分缕析将当时中国的状况讲得清清楚楚，
他不是经济学家，不过是直言无讳，说出了很多经济学家不敢说的真相。这样的文章今天
不大读得到了，我就不怕累赘，多抄几段：
他指出包括铁路、银行、航运等在内的国家资本被“各种恶势力支配着（自然不以孔
宋为限），豪门把持着，于是乎大体上在紊乱着，荒唐着，冻僵着，腐败着。恶势力支配
，便更滋养恶势力，豪门把持便是发展豪门。循环不已，照道理说，国家必糟。”
关于官僚资本，他一针见血地说：“于是乎小官僚资本托庇于大官僚资本，大官僚资
本托庇于权门资本。小官僚大官僚资本有些是以‘合法’方法聚集的，有些则由于鼠窃狗
偷。无论如何是必须依靠大势力的，尤其是豪门资本。”
权门资本“一方面可以吸收、利用、支配国家资本，一方面可以吸取、保护（因保护
而受益）次于他的官僚资本。为所欲为，愈受愈大。用着一批又一批的‘机器’（这‘机
器’在宋氏门下很多是些美国留学生，自以为了解所谓Sound Business的，极肤浅的人）
爪牙，人狗（例如战前广东银行经理，已经枪毙了的），家奴……”
“今天的官僚资本当然推孔宋二家，二家之外，有些在滋长中。两家的作风并不尽同
。孔氏有些土货样色，号称他家是票号‘世家’，他也有些票号味道，尤其是胡作非为之
处。……这一派是雌儿雏儿一齐下手，以政治势力，垄断商务，利则归己，害则归国，有
时简直是扒手。我说到这里，我想，他该告我诽谤罪了，我却有事实证明。……所以他如
以我为侮辱，必须告我于法院，我很愿对簿公庭。”
“宋氏的作风又是一样。……他的作风是极其蛮横，把天下人分为两类，非奴才即敌
人。这还不必多说，问题最重要的，在他的无限制的极狂蛮的支配欲，用他这支配欲，弄
得天下一切物事将来都不能知道公的私的了。”
从电厂到煤矿，说是“国营”，实为“宋营”。“由准许私人投股之国营，一下而入
于中国银行，又由中国银行而姓了宋，这中间，也许有他的‘合法’手续，凡创朝代都是
合法的。”“古人说‘化家为国’，现在是‘化国为家’。”
“在今天宋氏暴行之下，还有人说，孔比他好，这真全无心肝之论，孔几乎把抗战弄
跨，每次盟邦帮助，他总有妙用，并且成了他的续命汤。
在今天宋氏这样失败之下，他必须走开，以谢国人。在位者要负责任的。……总而言
之，借用二家财产，远比黄金拢回法币多，可以平衡今年预算。……所以要征用，最客气
的办法是征用十五年，……这办法自须先有立法程序，我想立法院可以压倒多数（如非一
致）通过。”
他最后说：“这篇文字全由我负责，与编辑无涉，另有在世纪评论两文（一卷七期八
期）可与此文参看。”
同一期《观察》的“观察文摘”栏即摘载了他在《世纪评论》首发的另两文。储安平
在《编辑后记》中说：“傅孟真先生一连写了三篇抨击孔宋豪门资本的文章。他的文章是
爆炸性的。”
在1947年的中国，这不是傅斯年一个人孤立的声音，经济学家马寅初等硬骨头的知识
分子也一直在大声疾呼，抨击豪门资本，陈云阁主持的重庆《世界日报》就发出过同样的
声音，2月16日（即《这个样子的宋子文走开》首发的第二天），刊出社评《罢免宋子文
！》，和傅斯年的文章异曲同工，直接发出了罢免政府首脑的呼号——
“总之从政治责任讲，宋氏自任行政院以来，对大大小小的问题，不是无政策便是乱
干蛮干，以致措施乖方、贻害无穷。当前的金融风潮既已经威胁到整个国计民生，追究责
任，宋氏万难脱逃。从政治纲纪讲，一国的行政院长，在客观事实上如已表现出凭借权势
以操纵市场，扰乱金融，垄断工商，吞食国计的违法败纪行径，则除罢免其官职外，自可
没收其财产，惩治其罪尤。我们本此正义的认识，敢代表全国最大多数善良人民，吁请政
府最高当局，当机立断，迅采立法院与参政会的主张，立即罢免宋子文以谢国人。”
[6]
顺便说一句，直到1948年1月15日，重庆《世界日报》还发表社评——“清算豪门的
时候到了！”正是那些良知未泯的知识分子说出了千千万万老百姓的心声，从而成为感动
了一个时代的文字。
宋子文是一个怪物，作为显赫的宋氏家族的长子，他在哈佛大学接受了最好的教育，
“他思想，说话，和写字时都喜欢用英文而不喜欢用中文”，惟独对权力和财富的贪婪是
中国式的。傅斯年说“他的中国文化，请化学家把他分解到一公忽，也不见踪影的”。《
何廉回忆录》中提到1945年冬天，宋子文出任行政院长兼最高经济建设委员会主席，蒋介
石要他将战后五年经济建设纲要送交宋一份，“使我感到非常有趣的是，宋子文看过这份
纲要后竟然说：‘但这是用中文写的。’他问我有没有英译本，我说没有，他要我为他译
一份英文本。”[7] 1947年3月1日，宋子文在黄金风潮中被迫辞职下台，离《这个样子的
宋子文非走开不可》发表不过半个月。尽管他的下台无损于豪门资本的毫末，他继续他的
“化国为私”的“宋营”事业。
莫道书生空议论，当年3月8日的《观察》通讯《宋子文下台前夕的南京》曾对“傅斯
年在参政会和各刊物上抨击孔宋的怒吼”大为赞许。亲历过那个时代的何廉也说过，傅斯
年的文章和宋子文的辞职“是有很大关系的”。自早年求学北大时创办《新潮》、领导“
五四”学生运动以来，傅斯年即享有盛名，他不是政治家，也无意追逐权位，首先是一个
有成就的历史学家，一介书生，当然并不是他没有机会入阁，但他始终相信只有站在政府
之外，保持一个知识分子的独立性，才能充分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他曾写信给亦师亦友
的胡适说：“我们自己要有办法，一入政府即全无办法。与其入政府，不如组党；与其组
党，不如办报。”“我们是要奋斗的，惟其如此，应永远在野，盖一入政府，无法奋斗也
。”[8]
好一个“永远在野”，这是一个新型知识分子的自觉选择，他所梦想的不再是为“学
成文武艺，卖与帝王家”，不再是为“帝王师”，他寻求的不是权力，而是监督和制约权
力，做社会的良知。诚如当年那位读者写给《观察》编者的信中所言，一个傅斯年站出来
也许没有什么，倘若有无数个傅斯年挺身而出，就会形成一个独立的、有力量的言论界，
使权势集团懂得有所忌惮。
正是有了这样的信念，难怪终其一生他只愿担任国民参政员、立法委员，议政而不从
政，他知道知识分子一旦离开现代的大学、报馆、出版和研究机构，这些新型的职业位置
，将会一钱不值，成为官僚、政客或商人把玩的对象。他是一个典型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
，是20世纪的“士”，是“五四”一代最杰出的代表之一，透过几千年历史的迷雾，他发
现“以暴易暴，没有丝毫长进”，所以坚定地信仰以和平方式完成“精神上的革新”。以
学生领袖而学者、而大学校长，这也不是他一个人的选择，而是五四一代优秀分子的群体
选择。这些“五四”之子，不少人后来都沐浴过欧风美雨，饱受西方文明的滋润，同时对
自己苦难的民族怀有深厚的感情。虽然他们大部分走的是学术之路，但他们并不是枯守书
斋之内，两耳不问窗外事的迂腐学者，而是有着坚定的道德理想担当，有着知识分子天然
的社会责任感。在“五四”以后的三十年间，在大时代起伏不定的波涛中，我们都能看到
他们的身影，听到他们的声音。
在1947年的言论界，傅斯年无疑是个执牛耳的人物，但如果不是何廉、张纯明他们的
《世纪评论》周刊不改动一字刊登他的鸿文，如果不是胡政之的《大公报》无所顾忌地发
表他的文章，如果没有储安平的《观察》周刊一口气刊载他的三篇文章，傅斯年的言论再
大胆也只能胎死腹中，根本不可能影响社会。此外如1947年2月27日发表马寅初《有黄金
美钞的不要卖出来》的《文汇报》，如重庆《世界日报》等等，正是他们共同构成了
1947年中国的言论界，他们是那个黑暗岁月中的一道道闪电，他们书写了民族言论史上一
个有声有色的章节，时光流逝，我们愈加怀念那些知识分子和民间报刊，怀念那个早已消
失的言论界。
注：
[1] 以下引文未标明出处的均引自《观察》第二卷影印本，岳麓书社1999年版。
[2][3][8]《傅斯年选集》，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334、339、21页。
[4][7] 朱佑慈、杨大宁、胡隆昶著，王文钧、俞振基译《何廉回忆录》，中国文史
出版社1988年版，276、251页。
[5]《储安平文集》下册，东方出版中心1998年版，329页。
[6] 转引自张友鸾等《世界日报兴衰史》,重庆出版社1982年版。
“欧美报纸，常常一篇社评可以影响一个内阁或一个部长的去留，中国的言论界则很
少有这种力量。这当然非谓言论界本身的不努力，实际上这是中国的社会情形与欧美各国
不同的结果。然而我们总希望中国的言论界，能够一天一天发挥更大的威力。我认为言论
自由是要言论界自己去争的，决不能期望政府来给言论界以‘言论自由’。言论界争取‘
言论自由’，自然要联合起来争，全体起来争，但是在这争取‘言论自由’的过程中，也
得要有几个硬骨头的人物来领导一下。但是这种领导言论的责任，也不是随便什么人可以
负得起来的，还要看这个人的学问识见及声望地位如何。譬如抨击宋孔的文章，假如那三
篇文字是 像我这样一个普通读者写的，恐怕未必能引起这样大的注意，甚至大公报或贵
刊都不登，亦未可知。此外，要是一个普通的新闻记者写了像傅先生那样激烈露骨的文章
，恐怕他就要遭到许多困难了。我认为傅先生发表了这样几篇的文章，言论界的风气，很
可为之一变。假如中国能够有十个‘傅孟真’，挺着胸脯说硬话，则中国的言论界也不致
于像过去那样的萎靡不振，政治上的风气也不致于像过去那样太不像样。我们实在希望中
国言论界能多几个‘傅孟真’，能这样，风气自然可以慢慢的改变过来。”[1]
这是1947年3月1日一位署名“许金铿”的上海读者写给《观察》周刊编者的信，以《
傅孟真的文章》为题发表在3月8日的《观察》第二卷第二期“读者投书”栏。五十五年后
我读了还是感慨不已。
1947年2月15日的南京，依然是春寒料峭，已过了知天命之年的傅斯年（字孟真）在
《世纪评论》周刊第七期发表《这个样子的宋子文非走开不可》，炮轰行政院长宋子文，
开篇即指出“古今中外有一个公例，凡是一个朝代，一个政权，要垮台，并不由于革命的
势力，而由于他自己的崩溃！”[2]直言国民党政治上的失败。宋子文初上台时，他曾寄
予希望，还在《大公报》发表评论说过宋的好话，以为他和孔祥熙不一样。事隔不久，宋
的真面目就露出来了，傅斯年无法容忍孔宋这些“侵蚀国家的势力”，他不愿看到政府的
垮台，以免玉石俱焚，所以必须说出真话。他从宋子文的黄金政策、工业政策、对外信用
、办事作风、中国文化修养和态度等五个方面，最后得出了这样的结论：
“我真愤慨极了，一如当年我在参政会要与孔祥熙在法院见面一样，国家吃不消他了
，人民吃不消他了，他真该走了，不走一切跨了。”[3]
一个学者如此直截了当地抨击政府首脑在中国是罕见的，一文既出，“各地报章纷纷
转载，举国注目。”据那天的胡适日记，成舍我主办的《世界日报》当日甚至用了“傅斯
年要革命”这样耸动视听的标题。
《世纪评论》是担任过国民党政府高级官员的经济学家何廉1947年1月筹款创办的，
由留美政治学博士张纯明主编，撰稿人包括萧公权、吴景超、潘光旦、蒋廷黻、翁文灏等
，他们批评时政，倡导民主，言论大胆，很快得到社会公认。何廉回忆：“1947年春季的
一天，我收到傅斯年赞扬《世纪评论》的一封信，……我回信约他给《世纪评论》写稿子
。不久，我在南京遇到他。他告诉我说，他要给《世纪评论》写稿子，但有一个条件，就
是按原文发表，不能有一字改动，我立刻表示同意。过了两天，他把稿子交给总编辑张纯
明”。《 这个样子的宋子文非走开不可》一发表，“不到半天时间，这一期《世纪评论
》在上海市面上就见不到了。这并不是说《世纪评论》的发行量空前地突然增加，而是一
定有人从报贩手里全部收买去了。我立刻到《大公报》馆找到经理胡霖，把我自己手里的
一份登有傅斯年文章 的《世纪评论》给他看。我告诉他说这一期在市面上谁也买不到了
，问他能否在《大公报》上发表，他立刻同意了。就在第二天早晨，这篇文章在《大公报
》上发表了。”[4]将刊载傅斯年文章的刊物“搜买一空”，《观察》称之为“颇有‘寓
买于禁’的味道”。
一星期后，傅斯年在《世纪评论》第八期发表《宋子文的失败》一文，直言：“自抗
战以后，所有发国难财者，究竟是那些人？照客观观察去，套购外[汇]和黄金最多的人，
即发财最多的人。……（孔、宋）二人虽不睦，但祸国的事，却也‘萧规曹随’。”他列
举事实指出孔、宋代表的权贵势力“断送中国的经济命脉”，“简直把中国葬送在十八层
地狱下了。”说到工商贷款，他痛心地说：
“今天的工贷都成了商贷，而且都成了投机贷。……惟有权门、霸户、豪势、或与这
些人有关系的，才能得到贷款。孔宋二氏这样一贯的做法，简直是彻底毁坏中国经济，彻
底扫荡中国工业，彻底使人失业，彻底使全国财富集于私门，流于国外！”
储安平在2月16日给傅斯年的信中说：“先生在参政会慷慨陈辞，主张清查宋、孔产
业，举国共鸣。国事如此，忧心如焚，顷闻先生将为《世纪评论》连写两文，促宋下台，
谠论一出，行见全国响应。不知先生拟写之两文中，能否分赐一篇惠交敝刊？”[5] 3月
1日，傅斯年在《观察》周刊（第二卷第一期）发表第三篇檄文《论豪门资本之必须铲除
》，从国家资本、官僚资本、权门资本出发，条分缕析将当时中国的状况讲得清清楚楚，
他不是经济学家，不过是直言无讳，说出了很多经济学家不敢说的真相。这样的文章今天
不大读得到了，我就不怕累赘，多抄几段：
他指出包括铁路、银行、航运等在内的国家资本被“各种恶势力支配着（自然不以孔
宋为限），豪门把持着，于是乎大体上在紊乱着，荒唐着，冻僵着，腐败着。恶势力支配
，便更滋养恶势力，豪门把持便是发展豪门。循环不已，照道理说，国家必糟。”
关于官僚资本，他一针见血地说：“于是乎小官僚资本托庇于大官僚资本，大官僚资
本托庇于权门资本。小官僚大官僚资本有些是以‘合法’方法聚集的，有些则由于鼠窃狗
偷。无论如何是必须依靠大势力的，尤其是豪门资本。”
权门资本“一方面可以吸收、利用、支配国家资本，一方面可以吸取、保护（因保护
而受益）次于他的官僚资本。为所欲为，愈受愈大。用着一批又一批的‘机器’（这‘机
器’在宋氏门下很多是些美国留学生，自以为了解所谓Sound Business的，极肤浅的人）
爪牙，人狗（例如战前广东银行经理，已经枪毙了的），家奴……”
“今天的官僚资本当然推孔宋二家，二家之外，有些在滋长中。两家的作风并不尽同
。孔氏有些土货样色，号称他家是票号‘世家’，他也有些票号味道，尤其是胡作非为之
处。……这一派是雌儿雏儿一齐下手，以政治势力，垄断商务，利则归己，害则归国，有
时简直是扒手。我说到这里，我想，他该告我诽谤罪了，我却有事实证明。……所以他如
以我为侮辱，必须告我于法院，我很愿对簿公庭。”
“宋氏的作风又是一样。……他的作风是极其蛮横，把天下人分为两类，非奴才即敌
人。这还不必多说，问题最重要的，在他的无限制的极狂蛮的支配欲，用他这支配欲，弄
得天下一切物事将来都不能知道公的私的了。”
从电厂到煤矿，说是“国营”，实为“宋营”。“由准许私人投股之国营，一下而入
于中国银行，又由中国银行而姓了宋，这中间，也许有他的‘合法’手续，凡创朝代都是
合法的。”“古人说‘化家为国’，现在是‘化国为家’。”
“在今天宋氏暴行之下，还有人说，孔比他好，这真全无心肝之论，孔几乎把抗战弄
跨，每次盟邦帮助，他总有妙用，并且成了他的续命汤。
在今天宋氏这样失败之下，他必须走开，以谢国人。在位者要负责任的。……总而言
之，借用二家财产，远比黄金拢回法币多，可以平衡今年预算。……所以要征用，最客气
的办法是征用十五年，……这办法自须先有立法程序，我想立法院可以压倒多数（如非一
致）通过。”
他最后说：“这篇文字全由我负责，与编辑无涉，另有在世纪评论两文（一卷七期八
期）可与此文参看。”
同一期《观察》的“观察文摘”栏即摘载了他在《世纪评论》首发的另两文。储安平
在《编辑后记》中说：“傅孟真先生一连写了三篇抨击孔宋豪门资本的文章。他的文章是
爆炸性的。”
在1947年的中国，这不是傅斯年一个人孤立的声音，经济学家马寅初等硬骨头的知识
分子也一直在大声疾呼，抨击豪门资本，陈云阁主持的重庆《世界日报》就发出过同样的
声音，2月16日（即《这个样子的宋子文走开》首发的第二天），刊出社评《罢免宋子文
！》，和傅斯年的文章异曲同工，直接发出了罢免政府首脑的呼号——
“总之从政治责任讲，宋氏自任行政院以来，对大大小小的问题，不是无政策便是乱
干蛮干，以致措施乖方、贻害无穷。当前的金融风潮既已经威胁到整个国计民生，追究责
任，宋氏万难脱逃。从政治纲纪讲，一国的行政院长，在客观事实上如已表现出凭借权势
以操纵市场，扰乱金融，垄断工商，吞食国计的违法败纪行径，则除罢免其官职外，自可
没收其财产，惩治其罪尤。我们本此正义的认识，敢代表全国最大多数善良人民，吁请政
府最高当局，当机立断，迅采立法院与参政会的主张，立即罢免宋子文以谢国人。”
[6]
顺便说一句，直到1948年1月15日，重庆《世界日报》还发表社评——“清算豪门的
时候到了！”正是那些良知未泯的知识分子说出了千千万万老百姓的心声，从而成为感动
了一个时代的文字。
宋子文是一个怪物，作为显赫的宋氏家族的长子，他在哈佛大学接受了最好的教育，
“他思想，说话，和写字时都喜欢用英文而不喜欢用中文”，惟独对权力和财富的贪婪是
中国式的。傅斯年说“他的中国文化，请化学家把他分解到一公忽，也不见踪影的”。《
何廉回忆录》中提到1945年冬天，宋子文出任行政院长兼最高经济建设委员会主席，蒋介
石要他将战后五年经济建设纲要送交宋一份，“使我感到非常有趣的是，宋子文看过这份
纲要后竟然说：‘但这是用中文写的。’他问我有没有英译本，我说没有，他要我为他译
一份英文本。”[7] 1947年3月1日，宋子文在黄金风潮中被迫辞职下台，离《这个样子的
宋子文非走开不可》发表不过半个月。尽管他的下台无损于豪门资本的毫末，他继续他的
“化国为私”的“宋营”事业。
莫道书生空议论，当年3月8日的《观察》通讯《宋子文下台前夕的南京》曾对“傅斯
年在参政会和各刊物上抨击孔宋的怒吼”大为赞许。亲历过那个时代的何廉也说过，傅斯
年的文章和宋子文的辞职“是有很大关系的”。自早年求学北大时创办《新潮》、领导“
五四”学生运动以来，傅斯年即享有盛名，他不是政治家，也无意追逐权位，首先是一个
有成就的历史学家，一介书生，当然并不是他没有机会入阁，但他始终相信只有站在政府
之外，保持一个知识分子的独立性，才能充分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他曾写信给亦师亦友
的胡适说：“我们自己要有办法，一入政府即全无办法。与其入政府，不如组党；与其组
党，不如办报。”“我们是要奋斗的，惟其如此，应永远在野，盖一入政府，无法奋斗也
。”[8]
好一个“永远在野”，这是一个新型知识分子的自觉选择，他所梦想的不再是为“学
成文武艺，卖与帝王家”，不再是为“帝王师”，他寻求的不是权力，而是监督和制约权
力，做社会的良知。诚如当年那位读者写给《观察》编者的信中所言，一个傅斯年站出来
也许没有什么，倘若有无数个傅斯年挺身而出，就会形成一个独立的、有力量的言论界，
使权势集团懂得有所忌惮。
正是有了这样的信念，难怪终其一生他只愿担任国民参政员、立法委员，议政而不从
政，他知道知识分子一旦离开现代的大学、报馆、出版和研究机构，这些新型的职业位置
，将会一钱不值，成为官僚、政客或商人把玩的对象。他是一个典型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
，是20世纪的“士”，是“五四”一代最杰出的代表之一，透过几千年历史的迷雾，他发
现“以暴易暴，没有丝毫长进”，所以坚定地信仰以和平方式完成“精神上的革新”。以
学生领袖而学者、而大学校长，这也不是他一个人的选择，而是五四一代优秀分子的群体
选择。这些“五四”之子，不少人后来都沐浴过欧风美雨，饱受西方文明的滋润，同时对
自己苦难的民族怀有深厚的感情。虽然他们大部分走的是学术之路，但他们并不是枯守书
斋之内，两耳不问窗外事的迂腐学者，而是有着坚定的道德理想担当，有着知识分子天然
的社会责任感。在“五四”以后的三十年间，在大时代起伏不定的波涛中，我们都能看到
他们的身影，听到他们的声音。
在1947年的言论界，傅斯年无疑是个执牛耳的人物，但如果不是何廉、张纯明他们的
《世纪评论》周刊不改动一字刊登他的鸿文，如果不是胡政之的《大公报》无所顾忌地发
表他的文章，如果没有储安平的《观察》周刊一口气刊载他的三篇文章，傅斯年的言论再
大胆也只能胎死腹中，根本不可能影响社会。此外如1947年2月27日发表马寅初《有黄金
美钞的不要卖出来》的《文汇报》，如重庆《世界日报》等等，正是他们共同构成了
1947年中国的言论界，他们是那个黑暗岁月中的一道道闪电，他们书写了民族言论史上一
个有声有色的章节，时光流逝，我们愈加怀念那些知识分子和民间报刊，怀念那个早已消
失的言论界。
注：
[1] 以下引文未标明出处的均引自《观察》第二卷影印本，岳麓书社1999年版。
[2][3][8]《傅斯年选集》，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334、339、21页。
[4][7] 朱佑慈、杨大宁、胡隆昶著，王文钧、俞振基译《何廉回忆录》，中国文史
出版社1988年版，276、251页。
[5]《储安平文集》下册，东方出版中心1998年版，329页。
[6] 转引自张友鸾等《世界日报兴衰史》,重庆出版社1982年版。
2010年11月15日星期一
(ZZ) 海外大陆人申请台湾护照及旅行证的想法 II.
From http://www.bbkz.com/forum/showthread.php?t=245181
这个贴子里谈到了一些，http://lkcn.net/bbs/index.php?showtopic=161126
A.看了大家的讨论 主要在于入籍之后不能合法的免签去中国的问题
我实践了一个合法的方法 不过似乎麻烦点
申请 中华人民共和国旅行证
大陆居民在海外呆满4年或者取得永久居留权2年 就可以申请 中华民国(台湾)护照
原帖地址: 背包客栈自助游论坛 http://www.bbkz.com/forum/showthread.php?p=1638673
在第三国有永久居留权的 中华民国(台湾)护照持有人 可以申请 中华人民共和国旅行证
中华人民共和国旅行证 2年有效 不限次入境 不限拘留时间 出入境不验第三国签证(事实上 旅行证无法获取任何第三国签证)
但是: 中华人民共和国旅行证只能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外使领馆申请 换发 不可延期
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旅行证入境中国的人视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 不享受外国人或台湾人待遇
我去年申请了旅行证 回国了两次 没有任何麻烦 不过据同事讲 她出境时被要求出示中华民国(台湾)护照
中华民国(台湾)是承认双重国籍的 所以在入籍其他国家之后不用担心护照没有
最后 补充一句 现在据说背页加盖'新'字样的中华民国(台湾)护照 不给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旅行证了
所以想这么办的要提早行动了 因为根据'大陆居民在海外呆满4年或者取得永久居留权2年'得到的中华民国(台湾)护照背页加盖'新'字样 要1年之后才换发没有盖'新'字样普通护照
-----------------
B.第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申请中华民国护照，名义上是“叛国投敌”。呵呵。为什么这么说？申请中华民国护照后，要放弃并上缴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等于你没中国护照了，失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
第二，凡是“叛国投敌”成功的，具有外籍，例如英国国籍者等，申请中华民国护照，法律上是可行的。但是申请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台胞证）是不可行的。为什么？
A，以上面各位大侠给的链接，和我的理解，申请中华民国护照，会另外在中华民国护照上加一条，“侨居”。等于不享有台湾居住权，没有台湾户籍，就是个旅行证件而已。能去台湾住和工作吗？我想不行吧。
B， 我想大多数英籍华人的意思是想申请台胞证。但是没有台湾户籍，等于没有台湾身份证。只有旅行证件，即“中华民国护照”者，而没有台湾身份证，是申请不到台胞证的。请参见：
http://www.ctshk.com/zhengjian/taiwan.htm
备注，这个和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回乡证）近似，要有当地户籍，才会有身份证，有身份证才能申请。申请回乡证，台胞证需要身份证，而不是用护照，不能用旅行证件。理由很简单，护照是出国用的，台湾人，港澳人理论上是中国人，不看护照，看身份证。
这个贴子里谈到了一些，http://lkcn.net/bbs/index.php?showtopic=161126
A.看了大家的讨论 主要在于入籍之后不能合法的免签去中国的问题
我实践了一个合法的方法 不过似乎麻烦点
申请 中华人民共和国旅行证
大陆居民在海外呆满4年或者取得永久居留权2年 就可以申请 中华民国(台湾)护照
原帖地址: 背包客栈自助游论坛 http://www.bbkz.com/forum/showthread.php?p=1638673
在第三国有永久居留权的 中华民国(台湾)护照持有人 可以申请 中华人民共和国旅行证
中华人民共和国旅行证 2年有效 不限次入境 不限拘留时间 出入境不验第三国签证(事实上 旅行证无法获取任何第三国签证)
但是: 中华人民共和国旅行证只能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外使领馆申请 换发 不可延期
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旅行证入境中国的人视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 不享受外国人或台湾人待遇
我去年申请了旅行证 回国了两次 没有任何麻烦 不过据同事讲 她出境时被要求出示中华民国(台湾)护照
中华民国(台湾)是承认双重国籍的 所以在入籍其他国家之后不用担心护照没有
最后 补充一句 现在据说背页加盖'新'字样的中华民国(台湾)护照 不给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旅行证了
所以想这么办的要提早行动了 因为根据'大陆居民在海外呆满4年或者取得永久居留权2年'得到的中华民国(台湾)护照背页加盖'新'字样 要1年之后才换发没有盖'新'字样普通护照
-----------------
B.第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申请中华民国护照，名义上是“叛国投敌”。呵呵。为什么这么说？申请中华民国护照后，要放弃并上缴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等于你没中国护照了，失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
第二，凡是“叛国投敌”成功的，具有外籍，例如英国国籍者等，申请中华民国护照，法律上是可行的。但是申请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台胞证）是不可行的。为什么？
A，以上面各位大侠给的链接，和我的理解，申请中华民国护照，会另外在中华民国护照上加一条，“侨居”。等于不享有台湾居住权，没有台湾户籍，就是个旅行证件而已。能去台湾住和工作吗？我想不行吧。
B， 我想大多数英籍华人的意思是想申请台胞证。但是没有台湾户籍，等于没有台湾身份证。只有旅行证件，即“中华民国护照”者，而没有台湾身份证，是申请不到台胞证的。请参见：
http://www.ctshk.com/zhengjian/taiwan.htm
备注，这个和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回乡证）近似，要有当地户籍，才会有身份证，有身份证才能申请。申请回乡证，台胞证需要身份证，而不是用护照，不能用旅行证件。理由很简单，护照是出国用的，台湾人，港澳人理论上是中国人，不看护照，看身份证。
(ZZ)海外大陆人申请台湾护照及旅行证的想法I.
http://www.bbkz.com/forum/showthread.php?t=245181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法在１９８０年９月１０日通过并实行,第三条说”中华人民共和国不承认中国公民具有双重国籍”,此条文造成非常多的海外人士许多心理上的决择,因为事业上要在海外发展,但又因为家庭在中国,一但放弃中国国籍会在生活上与心理上造成很大的伤害与不便.在此我想到了一个既可以加入外国国籍却又可以合法保留中国国籍的办法,提供给大家参考。
中华民国(台湾) 护照条例施行细则第18条说到:
第十八条
在海外之大陆地区人民，符合下列情形者，得经驻外馆处转请主管 机关依本条例第九条但书规定许可后，持用普通护照： 一、 已取得当地永久居留权；当地无永久居留制度，须取得长期 居留资格且能继续延长居留者。 二、 旅居海外四年以上；或已在取得该居留权国家连续住满二年 以上；或为台湾地区人民之配偶，结婚已满二年或已生有子 女。 三、 有政治、经济、社会、教育、科技、文化、体育、侨务、宗 教或人道之特殊考虑。 前项大陆地区人民首次申请普通护照，应备护照用照片二张及下列 档： 一、 普通护照申请书。 二、 当地永久或长期居留证正本及影本各一份，正本验毕后退 还。 三、 大陆地区所发护照影本或身分证明文件。 四、 其他相关证明文件。 前项普通护照之效期为三年以下，护照末页应加盖新字戳记。第一 项大陆地区人民领取普通护照时，应将大陆地区所发护照缴销。”
大陆地区人士取得外国永久居留权后,马上就可以向台湾驻外办事处申请中华民国海外护照,留学生或在海外劳务者只要连续居留两年以上(720天),或是离开中国大陆地区4年以上,均可申请,其申请的中华民国海外护照有效期为3年。
原帖地址: 背包客栈自助游论坛 http://www.bbkz.com/forum/showthread.php?t=245181
大陆地区海外人士取得台湾海外护照的好处:
1. 可合法保留中国国籍及海外国籍,成为双重国籍的公民.
2. 台湾护照可前往60多个国家免签或落地签证(美国关岛及北马群岛除外)
取得台湾海外护照后如何返回中国大陆?
取得中华民国海外护照后可以向各地的中国大使馆申请”中华人民共和国旅行证”做为返回中国大陆的旅行证件,其有效期为2年,在有效期内可多次无限制的出入中国大陆并居留。
申请了中华民国海外护照可以前往台湾定居或旅游吗?
持中华民国海外护照在台无户籍人士欲前往台湾旅游及定居,需事先向台湾驻外办事处申请,每次停留时间为3个月,可延期一次。
附件: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法 http://www.gov.cn/banshi/2005-05/25/content_843.htm
2. 中华民国护照条例细则
http://www.boca.gov.tw/ct.asp?xItem=3007&ctNode=368&mp=1
3. 中华民国国民适用以免签证或落地签证方式前往之国家或地区
http://www.boca.gov.tw/ct.asp?xItem=1335&ctNode=270&mp=1
4. 申办中华人民共和国旅行证
http://big5.fmprc.gov.cn/gate/big5/www.fmcoprc.gov.hk/chn/lsfw/zgrzj/t140231.htm
5. 申请入台许可证
http://www.immigration.gov.tw/aspcode/show_menu22.asp?url_disno=20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法在１９８０年９月１０日通过并实行,第三条说”中华人民共和国不承认中国公民具有双重国籍”,此条文造成非常多的海外人士许多心理上的决择,因为事业上要在海外发展,但又因为家庭在中国,一但放弃中国国籍会在生活上与心理上造成很大的伤害与不便.在此我想到了一个既可以加入外国国籍却又可以合法保留中国国籍的办法,提供给大家参考。
中华民国(台湾) 护照条例施行细则第18条说到:
第十八条
在海外之大陆地区人民，符合下列情形者，得经驻外馆处转请主管 机关依本条例第九条但书规定许可后，持用普通护照： 一、 已取得当地永久居留权；当地无永久居留制度，须取得长期 居留资格且能继续延长居留者。 二、 旅居海外四年以上；或已在取得该居留权国家连续住满二年 以上；或为台湾地区人民之配偶，结婚已满二年或已生有子 女。 三、 有政治、经济、社会、教育、科技、文化、体育、侨务、宗 教或人道之特殊考虑。 前项大陆地区人民首次申请普通护照，应备护照用照片二张及下列 档： 一、 普通护照申请书。 二、 当地永久或长期居留证正本及影本各一份，正本验毕后退 还。 三、 大陆地区所发护照影本或身分证明文件。 四、 其他相关证明文件。 前项普通护照之效期为三年以下，护照末页应加盖新字戳记。第一 项大陆地区人民领取普通护照时，应将大陆地区所发护照缴销。”
大陆地区人士取得外国永久居留权后,马上就可以向台湾驻外办事处申请中华民国海外护照,留学生或在海外劳务者只要连续居留两年以上(720天),或是离开中国大陆地区4年以上,均可申请,其申请的中华民国海外护照有效期为3年。
原帖地址: 背包客栈自助游论坛 http://www.bbkz.com/forum/showthread.php?t=245181
大陆地区海外人士取得台湾海外护照的好处:
1. 可合法保留中国国籍及海外国籍,成为双重国籍的公民.
2. 台湾护照可前往60多个国家免签或落地签证(美国关岛及北马群岛除外)
取得台湾海外护照后如何返回中国大陆?
取得中华民国海外护照后可以向各地的中国大使馆申请”中华人民共和国旅行证”做为返回中国大陆的旅行证件,其有效期为2年,在有效期内可多次无限制的出入中国大陆并居留。
申请了中华民国海外护照可以前往台湾定居或旅游吗?
持中华民国海外护照在台无户籍人士欲前往台湾旅游及定居,需事先向台湾驻外办事处申请,每次停留时间为3个月,可延期一次。
附件: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法 http://www.gov.cn/banshi/2005-05/25/content_843.htm
2. 中华民国护照条例细则
http://www.boca.gov.tw/ct.asp?xItem=3007&ctNode=368&mp=1
3. 中华民国国民适用以免签证或落地签证方式前往之国家或地区
http://www.boca.gov.tw/ct.asp?xItem=1335&ctNode=270&mp=1
4. 申办中华人民共和国旅行证
http://big5.fmprc.gov.cn/gate/big5/www.fmcoprc.gov.hk/chn/lsfw/zgrzj/t140231.htm
5. 申请入台许可证
http://www.immigration.gov.tw/aspcode/show_menu22.asp?url_disno=20
2010年11月8日星期一
(ZZ) 学院的老师们教我怎么多生几个孩子
From Phd@BDWM
全家旅游，从经费里面报销，到有熟人的城市，在当地报案：孩子丢了
回来把报案证明给派出所出证明，再领一个生育指标
第二个孩子上幼儿园了，再次全家旅游，从经费报销，还去那个地方
回来报告：孩子找到了
据说计生办的女老师已经这样生了三个了
全家旅游，从经费里面报销，到有熟人的城市，在当地报案：孩子丢了
回来把报案证明给派出所出证明，再领一个生育指标
第二个孩子上幼儿园了，再次全家旅游，从经费报销，还去那个地方
回来报告：孩子找到了
据说计生办的女老师已经这样生了三个了
2010年11月6日星期六
(ZZ) 创伤记忆与雪耻型民族主义
● 刘擎
在当今中国的公共论述中，“民族主义”语词不断敲打着时代精神的敏感神经。无论
是对具体事件的直觉反应，还是在理念层面上的立场言说，与此相关的争论都呈现出激烈
的分歧甚至攻击，公众意识在此出现了两极化的对垒。在分裂谱系的一端，民族主义被写
在信念的旗帜上，发出悲壮的召唤；而在另一端，民族主义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象征
着蒙昧与灾难。我们似乎被置于一种强制性的审问：是放弃还是坚持民族主义立场？而答
案似乎是如此至关重要。对一方来说，这是检验“爱国”与“卖国”、“忠诚”与“背叛
”、“英雄”与“败类”的试金石；而对于另一方，这意味着对“开放”还是“封闭”、
“文明”还是“野蛮”、“和平”还是“暴力”的抉择。民主主义正在成为一种令人焦虑
的话语力量。
在这样的背景下，任何对于民族主义的论述都将遭遇极度的困难。这不只因为民族主
义本身具有格外复杂多样的理论内涵与历史实践形态，也因为每个论者都无可避免地要面
对自身的焦虑。因此，任何论述都至多是一种尝试性的辨析与探讨。而那种企图弥合分歧
、化解义愤的努力虽然不无必要，都可能是一种不自量力的自负。
一． 创伤记忆的复活
以赛亚•伯林说，民族主义“常常是创伤的产物”，并特别指出，如果俄国人没有被
西方视为野蛮的大众，中国人没有在鸦片战争或更普遍的剥削中受屈辱，他们不会轻易接
受极端的观念。但是，历史记忆具有特定的选择性，只有在当下的语境中重新建构之后才
能构成一种有力的叙事。设想一下，对于一个正统的汉民族主义者来说，最为深重的历史
创伤是千百万“汉人”曾在长达270年的时间里沦为满人的“亡国奴”，还有什么比这样
的奇耻大辱更令人沉痛的历史记忆吗？实际上，从“反清复明”的先驱义士到孙中山的革
命同盟，一直坚持着激昂的“排满”诉求，这种民族主义的斗争叙事持续了几百年，并直
接促成了中国作为现代民族国家的诞生。然而，如今电视剧中那些连篇累牍的关于大清皇
帝们丰功伟绩的故事，却丝毫不会激发我们的民族主义激情。因为历史变迁了，“满人”
早已融入中华民族的大家庭，排满主义的义愤已经被化解、被超越而最终被遗忘了。
历史的“创伤记忆”只有在新鲜伤口的刺激下才会重新复活。今天的民族主义义愤主
要指向西方（尤其是美国）与日本。从中国大使馆被美军轰炸、到南海的飞机相撞、到最
近日本公司职员在珠海的集体嫖娼等一系列事件，中国人感受到直接的、当下的耻辱体验
。这种新的屈辱感选择性地激活了另一种创伤性的记忆——从鸦片战争、甲午战争直到日
本侵华战争所遗留的历史伤口，而作为这一历史记忆的中心象征——火烧圆明园以及南京
大屠杀等事件——散发着格外血腥的气息。于是，“新仇”接续“旧恨”构成了悲愤性的
民族历史叙事。但是，创伤记忆还只是民族主义勃兴的一个源头。与此平行的是另一种民
族记忆，那是以“强汉盛唐”的辉煌传说为代表的历史叙事，它唤起我们对往昔的强盛、
骄傲与尊严的深切缅怀，并激发出对未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热烈想象。创伤记忆与
复兴想象，这两种叙事共同建构了当代中国民族主义的气质形态，可称之为“雪耻型民族
主义”——以重返远古时代曾经的辉煌来彻底洗刷近代以来的屈辱。
民族主义话语不只是一种集体宣言，同时也为日常经验提供了一种可能的认知框架。
在这种叙事所支持的阐释图景中，所有个人的遭遇只要涉及异族外邦就不再是个孤立的、
意外的和偶然的，都与文化、政治、军事与经济的结构性压迫相联系。来自外企上司的傲
慢言辞，被拒绝的签证，在海关遭遇的“特别问询”，甚至目睹那些出入高级宾馆的异族
男人身边伴随着迷人的中国女人等等最些微的不良感受，都会激发悲愤的民族情绪，可以
毫不迟疑地与奥运会申办的落选、与大使馆被炸、与中国公民在国外被警察殴打等等“整
合”起来，生成逻辑一致的整体性耻辱感。我们在20世纪初郁达夫的私性小说《沉沦》中
已经看到了这种阐释的原型。小说中那位苦闷的青年主人公在日本妓院遭受冷遇之后，发
出了强劲的民族呐喊：“中国呀中国！你怎么还不强大起来！”，“祖国呀祖国！你快富
起来！强起来吧！你还有许多儿女在那里受苦呢！”。借助于民族主义的解释逻辑，个体
的不幸遭遇将得以与民族的苦难命运有机地合为一体，由此超越了个人的卑微感，上升为
一种悲壮体验。而日常经验与抽象理念互为增援，不断地加固了民族主义宏大叙事的建构
。
尤为重要的是，骄傲与创伤的双重性反差会产生一种激增性的循环反馈：对雪耻的诉
求越强烈，就越容易被外来的冲击所挫伤，而越发深重的屈辱感将会唤起更为迫切的复兴
渴望。因此，雪耻型民族主义具有一种持续的内在紧张，宛如一个允诺已久却迟迟未临的
狂欢高潮，令人焦虑不安。实际上，我们每个人都处在这种集体性的焦虑之中。无论是拒
绝还是坚持，民族主义是特定历史的造物，也是我们共同的地平线。虽然民族国家是“想
象的共同体”，但安德森所说的“想象”并不意味着虚构。自由主义思想家伯林也从不否
认民族认同的重要意义。当这种认同不能被充分达成的时候，焦虑是无可避免的。即便那
些民族主义的极端反对者，或“民族虚无主义者”也是如此。那些诸如“宁愿再被殖民三
百年”或者“解散中国”的鼓吹，正是试图以一种自虐性的狂热（齐泽克所谓的“反升华
压抑”）一劳永逸地解脱这种焦虑。如果我们无法摆脱民族主义，真实的问题是我们怎样
对待民族主义。
二．雪耻焦虑与复仇主义
对于民族主义的理论研究呈现出相当复杂的线索。思想史家曾辨别了“文化的”、“
政治的”和“尚武的”等不同形态的民族主义，分析它们各自的不同特征以及形成与转化
的条件。也有论者批判了那种对“世界主义”（cosmopolitanism）文化与政治的天真幻
想，着眼于开掘民族主义的积极意义——对现代国家诞生的必要性、在历史上对自由与民
主事业的促进以及对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许多审慎的作者试图通过区别“好的”与“坏
的”的民族主义类型来避免其可能的危险。例如，在民族主义之前冠之以“开放的”、“
理性的”，“稳健的”和“温和的”等限定词，以区别于“狭隘的”、“狂热的”、“侵
略性的”与“极端的”民族主义。在纷乱的理论丛林中，我们或许可以发现两个共识性的
见解。首先，民族主义的具体形态取决于民族自身的历史特征、外部环境的条件以及国家
话语导向等因素。其次，某种特定类型的民族主义是格外危险的，与侵略与战争具有紧密
的亲缘性。
“复仇主义”（Revanchism）或许是最值得警惕的一种危险形态。这一名称源自于法
语“revanche”，在1870年代的法国开始流行使用（其背景是1871年普法战争中法国失去
阿尔萨思与洛林），用来描述一种旨在夺回战争中丧失领土的政治运动。复仇主义诉诸于
一种集体性的欲望：征服敌人来恢复民族的尊严、重获地缘政治的统治地位或者经济优势
。极端的复仇主义者主张战争是唯一有效的手段来实现民族的抱负。但是，最深刻的危险
不仅仅在于它对战争的狂热或者说反人道主义的立场，而在于它极大地封闭了民族的政治
想象与智慧的空间，最终成为一种自我颠覆的运动，将民族引向更为深重的灾难与自我毁
灭。虽然，从近百年的历史经验——包括两次世界大战、长达半个世纪的巴以冲突以及巴
尔干半岛的民族争端——来看，几乎没有任何一个复仇主义主导的民族运动实现了其声称
的抱负，但复仇主义仍然具有极大的蛊惑力与煽动性。
美国在911事件之后的反恐话语与战争策略表现出相当程度的复仇主义倾向，为我们
提供了一个可资警策的例证。美国由于缺乏单一民族国家那种以共同血缘、人种和语言为
基础的民族认同，在流行的见解中被视为最少民族主义色彩的国家。但实际上美国具有一
种特殊形态的“理念型民族主义”。美国政治学家李普塞在论述“美国例外论”（
American Exceptionalism）的名著中指出，美国是世界上唯一的建筑于“信条”（
creed）的国家，这包括自由、平等、个人主义、平民主义和放任经济等一套美国价值。
其民族认同依赖于这套理念，而不是德国式的“血缘与土地”。因此“成为一个美国人”
不是出生的问题，而是对理念的承诺。亨廷顿也认为，美国的民族主义是一种理念型的，
它并不宣称美国人民比其他人民更优越，而是通过宣称美国的理想比其他理想更伟大来证
明自己。这种特殊类型的民族主义时常会显示出悖论性质。华裔学者裵闵欣不久前发表文
章指出，强烈的爱国情绪甚至能够认可“焚烧国旗”的行动。这种损毁国家象征符号的“
反美”行为，却因为其本身作为“自由表达”的行动而肯认了美国的核心价值理念，甚至
得以转变为“爱国的”行动。然而，理念型民族主义并不天然地豁免于转向复仇主义。当
911事件使这个幸运的国家第一次蒙受巨大的创伤，当布什的国家话语将这种创伤反复阐
释为“美国自由价值”遭遇的毁灭，“伟大的美国理想”与“被毁灭的美国价值”，建构
了类似的双重性叙事，同样会激发集体性的雪耻冲动。在某种意义上，“解放伊拉克”可
以被看作一种理念型的复仇主义行动，让美国的价值理念重新获得其普世主义的尊严。然
而，即便像美国这样强大的国家，一旦放弃可能的政治途径而转向以战争解决问题的复仇
主义，同样会陷入自我颠覆的命运——美国价值的优越性从未像今天这样受到普遍的怀疑
与攻击。就此而言，无论今后反恐战争的局势将如何发展，作为雪耻行动本身已经失败了
。
美国的经验显示，复仇主义的危险可能发生在任何民族。这对中国的民族主义者来说
未必没有警示作用。在当今中国的雪耻话语中，尤其在网络论坛最为极端的呐喊中，我们
的确可以察觉某种复仇主义的暗流。但是，我们是否可能“来一次东京大屠杀”来雪“南
京大屠杀”之耻？是否可能以“日本是劣等民族”来回应“支那劣等民族”论？以我对你
的仇杀来血洗你对我的蹂躏、以野蛮来应战野蛮、以卑劣来抗拒卑劣，这不是雪耻，而是
堕入耻辱的深渊。这或许可以满足某种嗜血的低级本能，但唯独与我们集体的尊严无关、
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无关。如果说民族主义旨在恢复本民族的尊严与骄傲，那么复仇主
义是自我颠覆的、反民族的“伪民族主义”。
“雪耻”总是具有某种非理性的激情成分，这本身并无可指责。无论是个人还是共同
体，完全摒除激情的生命既不可能、也丧失了意义。但无论何等伟大的良知与感情诉求，
都只有依靠理性的政治才可能付诸实践。雪耻型民族主义并不注定导致复仇主义，其内在
焦虑也有可能在不断的民族成就中获得缓解。而要达成雪耻，也不得不依赖于政治的审慎
与智慧。否则将沦为粗鄙的复仇主义而走向自我毁灭，而自绝于民族的尊严、骄傲与光荣
。
（原载《书城》2004年12月号）
在当今中国的公共论述中，“民族主义”语词不断敲打着时代精神的敏感神经。无论
是对具体事件的直觉反应，还是在理念层面上的立场言说，与此相关的争论都呈现出激烈
的分歧甚至攻击，公众意识在此出现了两极化的对垒。在分裂谱系的一端，民族主义被写
在信念的旗帜上，发出悲壮的召唤；而在另一端，民族主义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象征
着蒙昧与灾难。我们似乎被置于一种强制性的审问：是放弃还是坚持民族主义立场？而答
案似乎是如此至关重要。对一方来说，这是检验“爱国”与“卖国”、“忠诚”与“背叛
”、“英雄”与“败类”的试金石；而对于另一方，这意味着对“开放”还是“封闭”、
“文明”还是“野蛮”、“和平”还是“暴力”的抉择。民主主义正在成为一种令人焦虑
的话语力量。
在这样的背景下，任何对于民族主义的论述都将遭遇极度的困难。这不只因为民族主
义本身具有格外复杂多样的理论内涵与历史实践形态，也因为每个论者都无可避免地要面
对自身的焦虑。因此，任何论述都至多是一种尝试性的辨析与探讨。而那种企图弥合分歧
、化解义愤的努力虽然不无必要，都可能是一种不自量力的自负。
一． 创伤记忆的复活
以赛亚•伯林说，民族主义“常常是创伤的产物”，并特别指出，如果俄国人没有被
西方视为野蛮的大众，中国人没有在鸦片战争或更普遍的剥削中受屈辱，他们不会轻易接
受极端的观念。但是，历史记忆具有特定的选择性，只有在当下的语境中重新建构之后才
能构成一种有力的叙事。设想一下，对于一个正统的汉民族主义者来说，最为深重的历史
创伤是千百万“汉人”曾在长达270年的时间里沦为满人的“亡国奴”，还有什么比这样
的奇耻大辱更令人沉痛的历史记忆吗？实际上，从“反清复明”的先驱义士到孙中山的革
命同盟，一直坚持着激昂的“排满”诉求，这种民族主义的斗争叙事持续了几百年，并直
接促成了中国作为现代民族国家的诞生。然而，如今电视剧中那些连篇累牍的关于大清皇
帝们丰功伟绩的故事，却丝毫不会激发我们的民族主义激情。因为历史变迁了，“满人”
早已融入中华民族的大家庭，排满主义的义愤已经被化解、被超越而最终被遗忘了。
历史的“创伤记忆”只有在新鲜伤口的刺激下才会重新复活。今天的民族主义义愤主
要指向西方（尤其是美国）与日本。从中国大使馆被美军轰炸、到南海的飞机相撞、到最
近日本公司职员在珠海的集体嫖娼等一系列事件，中国人感受到直接的、当下的耻辱体验
。这种新的屈辱感选择性地激活了另一种创伤性的记忆——从鸦片战争、甲午战争直到日
本侵华战争所遗留的历史伤口，而作为这一历史记忆的中心象征——火烧圆明园以及南京
大屠杀等事件——散发着格外血腥的气息。于是，“新仇”接续“旧恨”构成了悲愤性的
民族历史叙事。但是，创伤记忆还只是民族主义勃兴的一个源头。与此平行的是另一种民
族记忆，那是以“强汉盛唐”的辉煌传说为代表的历史叙事，它唤起我们对往昔的强盛、
骄傲与尊严的深切缅怀，并激发出对未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热烈想象。创伤记忆与
复兴想象，这两种叙事共同建构了当代中国民族主义的气质形态，可称之为“雪耻型民族
主义”——以重返远古时代曾经的辉煌来彻底洗刷近代以来的屈辱。
民族主义话语不只是一种集体宣言，同时也为日常经验提供了一种可能的认知框架。
在这种叙事所支持的阐释图景中，所有个人的遭遇只要涉及异族外邦就不再是个孤立的、
意外的和偶然的，都与文化、政治、军事与经济的结构性压迫相联系。来自外企上司的傲
慢言辞，被拒绝的签证，在海关遭遇的“特别问询”，甚至目睹那些出入高级宾馆的异族
男人身边伴随着迷人的中国女人等等最些微的不良感受，都会激发悲愤的民族情绪，可以
毫不迟疑地与奥运会申办的落选、与大使馆被炸、与中国公民在国外被警察殴打等等“整
合”起来，生成逻辑一致的整体性耻辱感。我们在20世纪初郁达夫的私性小说《沉沦》中
已经看到了这种阐释的原型。小说中那位苦闷的青年主人公在日本妓院遭受冷遇之后，发
出了强劲的民族呐喊：“中国呀中国！你怎么还不强大起来！”，“祖国呀祖国！你快富
起来！强起来吧！你还有许多儿女在那里受苦呢！”。借助于民族主义的解释逻辑，个体
的不幸遭遇将得以与民族的苦难命运有机地合为一体，由此超越了个人的卑微感，上升为
一种悲壮体验。而日常经验与抽象理念互为增援，不断地加固了民族主义宏大叙事的建构
。
尤为重要的是，骄傲与创伤的双重性反差会产生一种激增性的循环反馈：对雪耻的诉
求越强烈，就越容易被外来的冲击所挫伤，而越发深重的屈辱感将会唤起更为迫切的复兴
渴望。因此，雪耻型民族主义具有一种持续的内在紧张，宛如一个允诺已久却迟迟未临的
狂欢高潮，令人焦虑不安。实际上，我们每个人都处在这种集体性的焦虑之中。无论是拒
绝还是坚持，民族主义是特定历史的造物，也是我们共同的地平线。虽然民族国家是“想
象的共同体”，但安德森所说的“想象”并不意味着虚构。自由主义思想家伯林也从不否
认民族认同的重要意义。当这种认同不能被充分达成的时候，焦虑是无可避免的。即便那
些民族主义的极端反对者，或“民族虚无主义者”也是如此。那些诸如“宁愿再被殖民三
百年”或者“解散中国”的鼓吹，正是试图以一种自虐性的狂热（齐泽克所谓的“反升华
压抑”）一劳永逸地解脱这种焦虑。如果我们无法摆脱民族主义，真实的问题是我们怎样
对待民族主义。
二．雪耻焦虑与复仇主义
对于民族主义的理论研究呈现出相当复杂的线索。思想史家曾辨别了“文化的”、“
政治的”和“尚武的”等不同形态的民族主义，分析它们各自的不同特征以及形成与转化
的条件。也有论者批判了那种对“世界主义”（cosmopolitanism）文化与政治的天真幻
想，着眼于开掘民族主义的积极意义——对现代国家诞生的必要性、在历史上对自由与民
主事业的促进以及对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许多审慎的作者试图通过区别“好的”与“坏
的”的民族主义类型来避免其可能的危险。例如，在民族主义之前冠之以“开放的”、“
理性的”，“稳健的”和“温和的”等限定词，以区别于“狭隘的”、“狂热的”、“侵
略性的”与“极端的”民族主义。在纷乱的理论丛林中，我们或许可以发现两个共识性的
见解。首先，民族主义的具体形态取决于民族自身的历史特征、外部环境的条件以及国家
话语导向等因素。其次，某种特定类型的民族主义是格外危险的，与侵略与战争具有紧密
的亲缘性。
“复仇主义”（Revanchism）或许是最值得警惕的一种危险形态。这一名称源自于法
语“revanche”，在1870年代的法国开始流行使用（其背景是1871年普法战争中法国失去
阿尔萨思与洛林），用来描述一种旨在夺回战争中丧失领土的政治运动。复仇主义诉诸于
一种集体性的欲望：征服敌人来恢复民族的尊严、重获地缘政治的统治地位或者经济优势
。极端的复仇主义者主张战争是唯一有效的手段来实现民族的抱负。但是，最深刻的危险
不仅仅在于它对战争的狂热或者说反人道主义的立场，而在于它极大地封闭了民族的政治
想象与智慧的空间，最终成为一种自我颠覆的运动，将民族引向更为深重的灾难与自我毁
灭。虽然，从近百年的历史经验——包括两次世界大战、长达半个世纪的巴以冲突以及巴
尔干半岛的民族争端——来看，几乎没有任何一个复仇主义主导的民族运动实现了其声称
的抱负，但复仇主义仍然具有极大的蛊惑力与煽动性。
美国在911事件之后的反恐话语与战争策略表现出相当程度的复仇主义倾向，为我们
提供了一个可资警策的例证。美国由于缺乏单一民族国家那种以共同血缘、人种和语言为
基础的民族认同，在流行的见解中被视为最少民族主义色彩的国家。但实际上美国具有一
种特殊形态的“理念型民族主义”。美国政治学家李普塞在论述“美国例外论”（
American Exceptionalism）的名著中指出，美国是世界上唯一的建筑于“信条”（
creed）的国家，这包括自由、平等、个人主义、平民主义和放任经济等一套美国价值。
其民族认同依赖于这套理念，而不是德国式的“血缘与土地”。因此“成为一个美国人”
不是出生的问题，而是对理念的承诺。亨廷顿也认为，美国的民族主义是一种理念型的，
它并不宣称美国人民比其他人民更优越，而是通过宣称美国的理想比其他理想更伟大来证
明自己。这种特殊类型的民族主义时常会显示出悖论性质。华裔学者裵闵欣不久前发表文
章指出，强烈的爱国情绪甚至能够认可“焚烧国旗”的行动。这种损毁国家象征符号的“
反美”行为，却因为其本身作为“自由表达”的行动而肯认了美国的核心价值理念，甚至
得以转变为“爱国的”行动。然而，理念型民族主义并不天然地豁免于转向复仇主义。当
911事件使这个幸运的国家第一次蒙受巨大的创伤，当布什的国家话语将这种创伤反复阐
释为“美国自由价值”遭遇的毁灭，“伟大的美国理想”与“被毁灭的美国价值”，建构
了类似的双重性叙事，同样会激发集体性的雪耻冲动。在某种意义上，“解放伊拉克”可
以被看作一种理念型的复仇主义行动，让美国的价值理念重新获得其普世主义的尊严。然
而，即便像美国这样强大的国家，一旦放弃可能的政治途径而转向以战争解决问题的复仇
主义，同样会陷入自我颠覆的命运——美国价值的优越性从未像今天这样受到普遍的怀疑
与攻击。就此而言，无论今后反恐战争的局势将如何发展，作为雪耻行动本身已经失败了
。
美国的经验显示，复仇主义的危险可能发生在任何民族。这对中国的民族主义者来说
未必没有警示作用。在当今中国的雪耻话语中，尤其在网络论坛最为极端的呐喊中，我们
的确可以察觉某种复仇主义的暗流。但是，我们是否可能“来一次东京大屠杀”来雪“南
京大屠杀”之耻？是否可能以“日本是劣等民族”来回应“支那劣等民族”论？以我对你
的仇杀来血洗你对我的蹂躏、以野蛮来应战野蛮、以卑劣来抗拒卑劣，这不是雪耻，而是
堕入耻辱的深渊。这或许可以满足某种嗜血的低级本能，但唯独与我们集体的尊严无关、
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无关。如果说民族主义旨在恢复本民族的尊严与骄傲，那么复仇主
义是自我颠覆的、反民族的“伪民族主义”。
“雪耻”总是具有某种非理性的激情成分，这本身并无可指责。无论是个人还是共同
体，完全摒除激情的生命既不可能、也丧失了意义。但无论何等伟大的良知与感情诉求，
都只有依靠理性的政治才可能付诸实践。雪耻型民族主义并不注定导致复仇主义，其内在
焦虑也有可能在不断的民族成就中获得缓解。而要达成雪耻，也不得不依赖于政治的审慎
与智慧。否则将沦为粗鄙的复仇主义而走向自我毁灭，而自绝于民族的尊严、骄傲与光荣
。
（原载《书城》2004年12月号）
2010年10月26日星期二
(ZZ)中国统一之利弊
杨小凯
Baechler (1976，页 77 --- 113) 在其名著「资本主义的起源」中指出「资本主义扩张
源于政治上的无政府主义」 (页77)。他指出资本主义发展的表面原因似乎是市民社会从
国家解放出来，但其更大的历史背景是同一文化下，敌对主权国家之间的分裂与竞争，这
使得政治多元化局面限制了每一政治权力，因而使经济得以解放。这种政治多元局面使得
各种不同的政治试验以在较短时间同时进行，因而使得有利于提高国家实力的制度被发现
，采用和被创造性模仿。但是，他也指出，这种同种文化长期分裂为不同主权国家的现象
在历史上是概率不高的奇迹。因为每一政治权力都有无限扩张的趋势。而中国式的大一统
局面发生的概率反而较高。
他承认欧洲同一文化分裂成不同主权国家的政治多元局面是一个很难解释的谜。但他也作
了一次初步的猜想，第一个条件是教会与国家之间的竞争使得国家权力受到制衡不能无限
扩张。第二是地中海和英伦海峡特别的政治地理环境有利独立国家和独立城邦之间经商却
不易武力统一 (正像台湾海峡的政治地理特点)。第三个原因是欧洲发达的封建制度，使
地方封建主得以制衡政府的权力。
Macfarlane (1988)， Jones (1981)， North (1981，1994) 都有持类似观点。这些作者
分析欧洲在同一基督教文明下的政治分裂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意义时主要指出如下一些好
处。
同一文化下的政治分裂给了地主绅士和新的资产阶级可乘之机，易于利用国与国之间的权
力争夺取得独立地位，使资本主义得以发展起来。欧洲历史上很多自由城邦都是利用国王
之间争权夺利取得自由城邦地位的。其中以荷兰的阿姆斯特丹利用西班牙与普鲁士之间的
权力争夺早在十五世纪就取得自由城邦地位为代表。自由城邦不但是资产阶级发展的基地
，而且是欧洲形成城邦之间长距贸易和统一欧洲市场的基础。而按 North 的看法，这个
十五世纪形成的市场是工业革命的基础。中国历来没有自由城邦，城市都是政治中心的附
属物。直到近代香港成为自由城市，其自由城市的地位在一九九七年后能够维持，也要靠
中英之间的斗争，台湾与中国大陆之间的政治竞争及对香港自由城市地位的有力支持。
第二，同一文化下的政治分裂会大大增加制度试验的多样化及效率。如果政治分裂是发生
在不同文化之间，其促进制度试验的浆果就不会很显著。用中国俗语而言「同行生嫉妒」
，这嫉妒越是在同行之间越强烈，而这种嫉妒的强烈一方面会鼓励标新立异，试验不同的
制度，另一方面对成功的制度有极大的创造性模仿的压力。例如英国的一整套制度 (自由
企业，开办企业不要批准，专利制度，自由贸易，将王室财务与国家银行分开，十八世纪
撤销一系列政府管制和规例，例如撤销对高利贷的管制，废止对工艺、学徒制的管制，对
外贸及移民的管制，废除谷物法，废除中世纪留下的保护主义法令等) 只花了五十年左右
就被欧陆创造性地模仿。但香港在亚洲的成功，却至今没有被中国大陆成功模仿 (大陆办
企业仍要政府批准，外贸企业的成立仍要许可证，自由贸易和议会民主更是非常遥远)。
这种模仿速度的差别当然是因为英法之间文化相近，而中国人总认为英国式的制度不合中
国「国情」，也就是中英不太像「同行」。
但法国被迫模仿英国，却有意标新立异，比如拿破仑法典在废除等级特权方面就超越英国
制度。法国在拿破仑时代发展起来的现代大学制度故意与英国教育制度背道而驰，强调工
程和科学的正式训练，使其在第二次工业革命中后来居上。英国的教育制度在工业革命第
一波中曾成功将资产阶级吸纳入上层社会，但法国的国民教育制度完全打破等级概念，使
英国制度相形见拙。英国吸纳资产阶级入上层体制虽增加了社会流动性，但却使企业家贵
族化，反而在工业革命第二波中被法国超过。
将这一起一落与十一世纪至十九世纪初英法地位的起落比较， 可以看出这种「同行生嫉
妒」机制对经济发展的重要影响。英国的制度是与整个欧陆非常不同的制度。 不但普通
法与欧陆的罗马法完全不同， 而且政治权力通过封建制而分散化比欧陆要彻底。 普通法
由于不是政府立的法， 而是诉讼各方在公正条件下吵架吵出来的法律，加上衡平法
(Equiteng Law) 的实施， 确定了在何种条件下， 新个案可以推翻过时的个案，所以成
为世界上适应性最强的一种法律制度。
这种制度在十五世纪前的欧洲是被人瞧不起的。就像本世纪初的中国人根本瞧不起泰国一
样。要不是英伦海峡的隔绝作用，要不是欧洲的政治分裂，英国制度和意识形态绝不可能
在八百年内成为欧洲和世界的主流意识形态和制度。
上文引到的几位作者都提到，欧洲的政治分裂使得新思想和异端邪说有处可逃，而中国的
大一统相当于儒家一党制，异端邪说无处可逃。而中国文化思想最灿烂的时期往往是政治
分裂时期。
分裂国家之间的制度的差别还创造出比较利益和贸易的好处。例如英国人在技术发明方面
不强 (由于英国教育不强调严格的工程和科学训练)， 但却很鼓励将聪明变成商业性的产
品 (由于专利制度，自由企业制度，普通法有效地保护私人财产)， 所以在工业革命前从
欧陆进口了很多发明思想 (欧陆的制度使这些思想难以商业化)， 然后变成商业性的新技
术出口。
按照 North (1994) 的看法，意识形态和信仰系统决定行为准则和道德规范，这些决定政
治制度，政治制度影响法律和经济制度，它们又影响经济发展的表现，而经济的表现好坏
在一个政治分裂的环境中会在统治者之间产生极大的生存竞争压力，因而会反过来影响意
识形态和信仰系统 (Belief System)。这个反馈炼条中，如果分裂的政治实体之间文化相
同，则竞争压力越大，所以经济表现对意识形态的反馈影响也越灵敏，所以社会意识形态
和制度演进也会快。 North 指出很多亚洲国家相当成功地模仿了西方法律制度，但却不
模仿政治制度，也没有吸纳西方的意识形态，但法律是由政治制度，行为和道德准则决定
，而这些又由意识形态决定。所以光仿真技术，硬制度，其效果可能不会如预期那么好。
而意识形态和信仰系统的变化会比硬制度慢得多。
由于制度试验的可能性远远超过人类的想象力，所以同一文化形成子文化分支，是保持制
度试验多样化的条件。子文化分野往往可以限制政府权力的无限扩张。例如欧洲语言文学
的不统一就成为民族国家抗拒政治统一的强有力武器。
而安格鲁 --- 萨克森 (英国) 文化分叉为美国子文化，英国子文化，加拿大、澳洲、新
西兰子文化也使英国同一文化下，政府制度，税制和其它制度的试验多样化 (例如澳洲没
有消费税，新西兰将主要政府部门职能改成由公司管理了)。 因此，安格鲁萨克森文化下
的政治分裂成为此文化在世界上占优势的一个原因。
英法之间在工业革命前后人均收入差别增加到 40% 时，政治压力就极大，而当今中国大
陆与欧美人均收入相差十倍，压力也不如英法竞争那么大，这当然是因为中国与欧美文化
差别造成的隔绝竞争作用。今天如果湖南与广东是两个国家，他们之间的人均收入差别已
在一倍左右，竞争压力当会非常强。但湖南广东由于不是主权国家，它们也没有能力对此
竞争压力作强有力的反应。
从这些分析看，中国文化分裂为多枝子文化，并由多个以中国文化为背景的政治实际合作
载体应该是中国文化昌盛的一个条件。子文化分枝往往是独立主权国家形成的条件。英国
文化的分枝现象也以创造子文化认同为基础。这种子文化认同有一些基本条件。第一是文
字、字典的可识别性。例如，美国有意将原来差别不大的美式英语与英国英语加大差别，
在世人面前建立起美式英语与英国英语两个字典系统。澳洲与新西兰也以用英语为他们的
子文化标识。
政治制度的独特性，对共同政治事件的共同独特感情，与其它国家相异的电视网，军队，
警察，大众媒体网络，教育制度，教材，货币，股市，等等都能成为独特子文化的标识。
以这些条件来分析，台湾中国文化与大陆中国文化已经不可逆转地形成了两个互相区隔的
中国子文化。台湾文化与大陆中国文化之间的差别要比美国文化与英国文化之间的差别大
得多。第一是台湾与大陆的字典差别比英美的差别大很多倍。简体字与繁体字的差别已使
海峡两岸的字典完全不同，经过几代后，也不再可能合成一个字典。政治制度，法律制度
的差别更不用说。对一次政治事件，两岸人民很少有共通的感情。比如高雄事件，大陆人
民会毫无感情，而对清查五一六运动，台湾人民会毫无感觉。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入联合
国和李登辉访问美国，两岸人民的感觉可能完全相反。
因此从长远而言 (以英国文化为世界主流文化所花的九百年为测度单位)， 台湾的中国子
文化从中国大陆文化分野出去是中国人的一大幸事。这也是概率极低，但却极为珍贵的历
史事件。加上新加坡的中国文化分枝，香港的中国文化分枝，中国文化至少已有了四个子
文化分枝。可惜的是香港中国子文化有可能在一百年内被中国大陆子文化同化。
香港的中国子文化可说是盎格拉 --- 萨克森文化与中国道家、儒家文化的结晶，新加坡
文化是盎格鲁 --- 萨克森文化与中国法家、儒家文化的结晶，中国大陆文化是马克思主
义及法国文化与中国儒家法家的结晶。台湾中国文化是比较正宗的中国儒家道家文化在响
应西方挑战演化出来的。如果当年春秋战国的局面能延续上千年，中国的一次极优秀文化
分枝 (例如强调科学的墨家) 也不会失传。东亚的大陆政治地理大概是这种分裂难以维持
的原因。大陆便于武力征服，在无汽车时，贸易的交易成本却非常高昂。
下面我们来讨论一下中国统一的好处。这当然与欧洲不统一的坏处有关。欧洲的不统一虽
然使制度创新的可能性大大提高，也使意识形态与经济表现之间的反馈更灵敏，但却使战
乱连绵。两次世界大战都源于欧洲，更不要提历史上的十字军东征，三十年战争，等等使
人民生灵涂炭的事件。但这却是欧洲人尊重多元政治文化，容忍异端邪说的意识形态比亚
洲早形成的条件。加上十九世纪后形成国界不可侵犯和国际秩序的概念及制度 (例如神圣
同盟，国联，联合国，各国的民主制度)，因此欧洲的政治分裂在今后可能并不是战乱的
主要原因。特别是伊拉克战争之后侵犯国界要受罚，就像偷东西要受罚一样已形成全世界
都接受的意识形态。因此硬制度也有了意识形态和信仰系统的支持。政治分裂造成的战乱
在海湾战争后的时代大概会成为一个不太令人担忧的问题。
但是欧洲早在上世纪就形成的「住民自决原则」及其它欧洲冲开形态在亚洲并未被广泛接
受，特别是这一原则根本不是台湾和大陆的主流意识形态，所以台湾大陆分裂仍可能成为
战争发生的原因。这的确是台湾政治和经济发展的一个限制因素。台湾也只能在坚持中国
统一的原则下减轻这个限制因素的负面影响。如果将来「住民自决原则」成为亚洲的主流
意识形态，则台湾被迫用「统一」的承诺来自保国际安全就会成为不必要。但正如
North 所言，意识形态的变化比硬制度的变化要慢得多，即使中国大陆实现了民主政治制
度和保护私有财产的法律制度，「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住民自决原则」「
LaissexFaire」，这些英国意识形态可能还不会真正被中国人接受。
因此在看得见的未来，台湾海峡两边都会用「统一中国」这个概念来保持台海和平的安全
。
欧洲政治分裂的另一个坏处是要第二次在大战后才看得出来。第二次大战后，由于美国利
用巨大国内统一市场的优势，大大超过了欧洲。特别是九十年代以来，美国与其它发达国
家的经济差距加大。其根本原因就是统一的国家，提供了统一的交易网络，统一的电视网
，统一的文字，无洲际关税，统一的大众媒体网络，统一的批发零售网络，统一的洲际公
路网，信息高速公路，统一的货币，统一的工业标准系统，统一的股市及其它各类市场。
这些都使分工的演进比分裂欧洲高得多。欧洲的分裂使上述条件都不具备，所以即使在自
由贸易的条件下，交易效率比美国低得多，市场分隔和垄断比美国严重得多，使分工演进
受到限制。
所以欧洲人发现，如果他们不消除政治分裂造成的不必要交易费用，他们永远无法在与美
国人的竞争中胜出。这是欧洲货币一体化及其它朝统一欧洲发展的趋势后面的经济原因。
从这种经济角度来看，似乎中国统一是台湾一定要搭的经济快车，反倒是中国大陆对此是
无所谓。因为中国大陆在下个世纪将是世界上最大的统一市场。
但是我们也知道中国市场的分割程度相当高，由于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的原因，中国的很
多市场都区隔成很小的地方市场，地方政府的垄断权力使中国统一文化减少交易费用的优
势无法发挥。很多产业没有全国性统一市场上的竞争，甚至在地方市场，私人企业也无法
与垄断性国营企业竞争。因此台湾与大陆的分裂对真正自由的统一中国市场的形成可能还
是促进因素。因为台湾商人将自由企业制度和自由企业精神带到大陆，使政府企业的垄断
及僵化的制度受到挑战。因此从中国短期而言，台湾与大陆之间的政治分裂反而有利于真
正的统一中国市场的形成。
正是因为很多在台湾的中国籍看到台湾可以在中国制度改革中发挥的作用，所以很多台湾
的「大中国主义者」真正有「统一大中国」的梦。统一大中国的梦当然主要不是基于上述
经济学原理。「统一中国」概念有深厚的宪政渊源。
二十世纪的共产主义试验使人类意识形态发生了自工业革命以来的大逆转。而中国和俄国
是这个意识形态大逆转的主要受害者。共产主义试验使中国清末开始的立宪运动及一系列
政治、法律、经济、文化的发展被打断，使得目前的中国在制度上没有任何中国现代宪政
传统的痕迹。更不要提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对宪政意识形态的破坏。
但是中国人迟早会认识到，目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是反宪政的。因此重新立宪，或宪
政改革必会出现。如果它不是和平地出现，就会在缺乏公平的分配政治权力和游戏规则下
，由人们争夺权力的自发过程不太和平地出现。在这个过程中，即使人们开始有了共识，
要以公平选举的游戏规则来决定政治竞争中的胜负，选举中总会有挫败者。这挫败都会有
本能的冲动利用人们对新游戏规则缺乏信心，而输了不认输，不承认选举结果，造成宪政
危机。正像南韩和菲律宾第一次选举时，在野党输了不认输一样。南韩和菲律宾在立宪过
程中的政治危机是靠美国充当国际宪兵，利用它在这两国的军事基地和政治影响强迫选举
挫败者输了认输 (尽管选举中的得胜方的确有大量舞弊行为)。
但是中国开始选举和立宪时，如果选举中的失败者不认输，谁来当这个警察强制执行游戏
规则？如果无人能担当此角色，中国又可能动乱起来。而防止立宪过程中这类动乱的有效
方法就是深厚的宪政渊源，使得人民对新游戏规则有信心。中国自清以来已有深厚的宪政
政治渊源，此渊源在当代中国由中华民国宪法及在台湾宪政实践的代表。
因此很多台海两岸的中国人都体会到台湾之所以真正关心中国统一，是因为中华民国的宪
政法统对整个中国回归宪政轨道过程的巨大价值。中华民国宪法当然不是一个台湾中国子
文化中的宪法，它是在中国大陆制定，制宪过程有各个敌对的主要党派参加，因此它是民
国初南北议和以来中国的第二次真正宪政过程。它有全中国的合法性。整个中国还没有任
何成形的制度和人群关系能与中华民国宪法竞争在中国宪政过程中的法统上的合法性。中
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由于制度过程中完全没有反对派参加，所以根本不具合法性，加上它本
身的反宪政本性 (四个坚持) 所以在中共历史上不可能有宪政法统的合法性。
但是宪政秩序的建立往往需要一个强大的强制执法能力。这在美国是靠英伦海峡的隔绝作
用自发地在缺乏强大武力的情况下形成的。由于英国的特殊政治地理环境，历史上曾长期
没有强大的常备军，也可能避免外敌入侵。所以社会精英在军队和政界没有很多出路，
(见 Jones， 1981， The European Miracle)，因而朝经济和商界及技术上发展。这一大
背景使得英国民风淳朴，宪政秩序的自发形成不是依靠一个对社会有控制能力的军事强人
，尽管光荣革命时客籍荷兰国王 (英国威廉第三和玛丽) 的武力是这种新宪政秩序的后盾
。
美国形成宪政秩序当然是以英国已有的宪政为基础。英国人治理北美殖民地与西班牙人治
理南美完全相反 (见 North 最近对两种制度的比较分析)。英国人用法治，并给各殖民地
以极大自治权，由他们自己管理本地事务，并决定各殖民地之间的政治关系 (如联邦或分
治)。税制稳定而不是掠夺性的。而西班牙人正好相反，直接控制殖民地，不给地方很多
自治权，并将殖民地当成榨取税收的剥削对像。因此，美国独立战争靠本地绅士及一次乌
合之众在短期内取得了独立。没有机会让毛泽东、拿破仑式的军事强人在独立战争中成长
起来。这当然是英国人早有让地方自治甚至定渲退 (Devolutim) 的心理准备造成的。因
此美国也类似英国是个长期没有常备军，不靠军事强权维持宪政秩序的国家。宪政秩序真
正是像深谙英国传统的海耶克所说的自发秩序。
但对中国而言，历史的传统似乎指明，没有一具军人强权，强制执行法律的承诺似乎不可
信。人民一般相信有军事强权的人才可能有这种强制能力。从这点而言，中共在大陆的统
治是有这种强制能力的公信力。而不少中国人都将国民党在大陆的失败看成军事上的失败
者没有强制执法和治国能力的证据。所以中华民国宪法的法统上的合法性和中共的军事强
权又是个目前不可兼得的宪政秩序的两岸要件。这两岸要件是否能结合就完全看历史的机
遇了。
从上文分析，我们可作出结论，即使有前文中种种政治分裂的好处，很多当代中国人从自
己的利益考虑 (不顾子孙后代的利益) 都真正有一个统一大中国之梦。这个梦实现的机会
并不渺茫。因为从历史上看，一个现代国家的形成必经立宪过程，当共产主义逆流把宪政
过程完全毁弃后，一旦立宪重新回到国家的议事日程。正像俄国一九九零年重新立宪时，
马上就把沙俄时代的杜马制度恢复了一样。因为大家都知道，本国的宪政经验是本国人民
最容易接受，最容易建立信心的，哪怕这些宪政经验在历史上不是成功的经验，哪怕这些
宪政经验已从国家的文字记录中被抹去了七十年。
考虑到这些统一的好处和分裂的坏处，我们就有一个两难的冲突 (TradeOff)。而其有效
率的折衷既依赖各人的偏好，也依赖于历史的机会。就笔者而言，台湾与大陆的永久分裂
或永久统一两种结果对我来说都非常令人神往。所以不论哪种结果出现，笔者都会乐观其
成。
一九九八年四月于哈佛大学
Baechler (1976，页 77 --- 113) 在其名著「资本主义的起源」中指出「资本主义扩张
源于政治上的无政府主义」 (页77)。他指出资本主义发展的表面原因似乎是市民社会从
国家解放出来，但其更大的历史背景是同一文化下，敌对主权国家之间的分裂与竞争，这
使得政治多元化局面限制了每一政治权力，因而使经济得以解放。这种政治多元局面使得
各种不同的政治试验以在较短时间同时进行，因而使得有利于提高国家实力的制度被发现
，采用和被创造性模仿。但是，他也指出，这种同种文化长期分裂为不同主权国家的现象
在历史上是概率不高的奇迹。因为每一政治权力都有无限扩张的趋势。而中国式的大一统
局面发生的概率反而较高。
他承认欧洲同一文化分裂成不同主权国家的政治多元局面是一个很难解释的谜。但他也作
了一次初步的猜想，第一个条件是教会与国家之间的竞争使得国家权力受到制衡不能无限
扩张。第二是地中海和英伦海峡特别的政治地理环境有利独立国家和独立城邦之间经商却
不易武力统一 (正像台湾海峡的政治地理特点)。第三个原因是欧洲发达的封建制度，使
地方封建主得以制衡政府的权力。
Macfarlane (1988)， Jones (1981)， North (1981，1994) 都有持类似观点。这些作者
分析欧洲在同一基督教文明下的政治分裂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意义时主要指出如下一些好
处。
同一文化下的政治分裂给了地主绅士和新的资产阶级可乘之机，易于利用国与国之间的权
力争夺取得独立地位，使资本主义得以发展起来。欧洲历史上很多自由城邦都是利用国王
之间争权夺利取得自由城邦地位的。其中以荷兰的阿姆斯特丹利用西班牙与普鲁士之间的
权力争夺早在十五世纪就取得自由城邦地位为代表。自由城邦不但是资产阶级发展的基地
，而且是欧洲形成城邦之间长距贸易和统一欧洲市场的基础。而按 North 的看法，这个
十五世纪形成的市场是工业革命的基础。中国历来没有自由城邦，城市都是政治中心的附
属物。直到近代香港成为自由城市，其自由城市的地位在一九九七年后能够维持，也要靠
中英之间的斗争，台湾与中国大陆之间的政治竞争及对香港自由城市地位的有力支持。
第二，同一文化下的政治分裂会大大增加制度试验的多样化及效率。如果政治分裂是发生
在不同文化之间，其促进制度试验的浆果就不会很显著。用中国俗语而言「同行生嫉妒」
，这嫉妒越是在同行之间越强烈，而这种嫉妒的强烈一方面会鼓励标新立异，试验不同的
制度，另一方面对成功的制度有极大的创造性模仿的压力。例如英国的一整套制度 (自由
企业，开办企业不要批准，专利制度，自由贸易，将王室财务与国家银行分开，十八世纪
撤销一系列政府管制和规例，例如撤销对高利贷的管制，废止对工艺、学徒制的管制，对
外贸及移民的管制，废除谷物法，废除中世纪留下的保护主义法令等) 只花了五十年左右
就被欧陆创造性地模仿。但香港在亚洲的成功，却至今没有被中国大陆成功模仿 (大陆办
企业仍要政府批准，外贸企业的成立仍要许可证，自由贸易和议会民主更是非常遥远)。
这种模仿速度的差别当然是因为英法之间文化相近，而中国人总认为英国式的制度不合中
国「国情」，也就是中英不太像「同行」。
但法国被迫模仿英国，却有意标新立异，比如拿破仑法典在废除等级特权方面就超越英国
制度。法国在拿破仑时代发展起来的现代大学制度故意与英国教育制度背道而驰，强调工
程和科学的正式训练，使其在第二次工业革命中后来居上。英国的教育制度在工业革命第
一波中曾成功将资产阶级吸纳入上层社会，但法国的国民教育制度完全打破等级概念，使
英国制度相形见拙。英国吸纳资产阶级入上层体制虽增加了社会流动性，但却使企业家贵
族化，反而在工业革命第二波中被法国超过。
将这一起一落与十一世纪至十九世纪初英法地位的起落比较， 可以看出这种「同行生嫉
妒」机制对经济发展的重要影响。英国的制度是与整个欧陆非常不同的制度。 不但普通
法与欧陆的罗马法完全不同， 而且政治权力通过封建制而分散化比欧陆要彻底。 普通法
由于不是政府立的法， 而是诉讼各方在公正条件下吵架吵出来的法律，加上衡平法
(Equiteng Law) 的实施， 确定了在何种条件下， 新个案可以推翻过时的个案，所以成
为世界上适应性最强的一种法律制度。
这种制度在十五世纪前的欧洲是被人瞧不起的。就像本世纪初的中国人根本瞧不起泰国一
样。要不是英伦海峡的隔绝作用，要不是欧洲的政治分裂，英国制度和意识形态绝不可能
在八百年内成为欧洲和世界的主流意识形态和制度。
上文引到的几位作者都提到，欧洲的政治分裂使得新思想和异端邪说有处可逃，而中国的
大一统相当于儒家一党制，异端邪说无处可逃。而中国文化思想最灿烂的时期往往是政治
分裂时期。
分裂国家之间的制度的差别还创造出比较利益和贸易的好处。例如英国人在技术发明方面
不强 (由于英国教育不强调严格的工程和科学训练)， 但却很鼓励将聪明变成商业性的产
品 (由于专利制度，自由企业制度，普通法有效地保护私人财产)， 所以在工业革命前从
欧陆进口了很多发明思想 (欧陆的制度使这些思想难以商业化)， 然后变成商业性的新技
术出口。
按照 North (1994) 的看法，意识形态和信仰系统决定行为准则和道德规范，这些决定政
治制度，政治制度影响法律和经济制度，它们又影响经济发展的表现，而经济的表现好坏
在一个政治分裂的环境中会在统治者之间产生极大的生存竞争压力，因而会反过来影响意
识形态和信仰系统 (Belief System)。这个反馈炼条中，如果分裂的政治实体之间文化相
同，则竞争压力越大，所以经济表现对意识形态的反馈影响也越灵敏，所以社会意识形态
和制度演进也会快。 North 指出很多亚洲国家相当成功地模仿了西方法律制度，但却不
模仿政治制度，也没有吸纳西方的意识形态，但法律是由政治制度，行为和道德准则决定
，而这些又由意识形态决定。所以光仿真技术，硬制度，其效果可能不会如预期那么好。
而意识形态和信仰系统的变化会比硬制度慢得多。
由于制度试验的可能性远远超过人类的想象力，所以同一文化形成子文化分支，是保持制
度试验多样化的条件。子文化分野往往可以限制政府权力的无限扩张。例如欧洲语言文学
的不统一就成为民族国家抗拒政治统一的强有力武器。
而安格鲁 --- 萨克森 (英国) 文化分叉为美国子文化，英国子文化，加拿大、澳洲、新
西兰子文化也使英国同一文化下，政府制度，税制和其它制度的试验多样化 (例如澳洲没
有消费税，新西兰将主要政府部门职能改成由公司管理了)。 因此，安格鲁萨克森文化下
的政治分裂成为此文化在世界上占优势的一个原因。
英法之间在工业革命前后人均收入差别增加到 40% 时，政治压力就极大，而当今中国大
陆与欧美人均收入相差十倍，压力也不如英法竞争那么大，这当然是因为中国与欧美文化
差别造成的隔绝竞争作用。今天如果湖南与广东是两个国家，他们之间的人均收入差别已
在一倍左右，竞争压力当会非常强。但湖南广东由于不是主权国家，它们也没有能力对此
竞争压力作强有力的反应。
从这些分析看，中国文化分裂为多枝子文化，并由多个以中国文化为背景的政治实际合作
载体应该是中国文化昌盛的一个条件。子文化分枝往往是独立主权国家形成的条件。英国
文化的分枝现象也以创造子文化认同为基础。这种子文化认同有一些基本条件。第一是文
字、字典的可识别性。例如，美国有意将原来差别不大的美式英语与英国英语加大差别，
在世人面前建立起美式英语与英国英语两个字典系统。澳洲与新西兰也以用英语为他们的
子文化标识。
政治制度的独特性，对共同政治事件的共同独特感情，与其它国家相异的电视网，军队，
警察，大众媒体网络，教育制度，教材，货币，股市，等等都能成为独特子文化的标识。
以这些条件来分析，台湾中国文化与大陆中国文化已经不可逆转地形成了两个互相区隔的
中国子文化。台湾文化与大陆中国文化之间的差别要比美国文化与英国文化之间的差别大
得多。第一是台湾与大陆的字典差别比英美的差别大很多倍。简体字与繁体字的差别已使
海峡两岸的字典完全不同，经过几代后，也不再可能合成一个字典。政治制度，法律制度
的差别更不用说。对一次政治事件，两岸人民很少有共通的感情。比如高雄事件，大陆人
民会毫无感情，而对清查五一六运动，台湾人民会毫无感觉。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入联合
国和李登辉访问美国，两岸人民的感觉可能完全相反。
因此从长远而言 (以英国文化为世界主流文化所花的九百年为测度单位)， 台湾的中国子
文化从中国大陆文化分野出去是中国人的一大幸事。这也是概率极低，但却极为珍贵的历
史事件。加上新加坡的中国文化分枝，香港的中国文化分枝，中国文化至少已有了四个子
文化分枝。可惜的是香港中国子文化有可能在一百年内被中国大陆子文化同化。
香港的中国子文化可说是盎格拉 --- 萨克森文化与中国道家、儒家文化的结晶，新加坡
文化是盎格鲁 --- 萨克森文化与中国法家、儒家文化的结晶，中国大陆文化是马克思主
义及法国文化与中国儒家法家的结晶。台湾中国文化是比较正宗的中国儒家道家文化在响
应西方挑战演化出来的。如果当年春秋战国的局面能延续上千年，中国的一次极优秀文化
分枝 (例如强调科学的墨家) 也不会失传。东亚的大陆政治地理大概是这种分裂难以维持
的原因。大陆便于武力征服，在无汽车时，贸易的交易成本却非常高昂。
下面我们来讨论一下中国统一的好处。这当然与欧洲不统一的坏处有关。欧洲的不统一虽
然使制度创新的可能性大大提高，也使意识形态与经济表现之间的反馈更灵敏，但却使战
乱连绵。两次世界大战都源于欧洲，更不要提历史上的十字军东征，三十年战争，等等使
人民生灵涂炭的事件。但这却是欧洲人尊重多元政治文化，容忍异端邪说的意识形态比亚
洲早形成的条件。加上十九世纪后形成国界不可侵犯和国际秩序的概念及制度 (例如神圣
同盟，国联，联合国，各国的民主制度)，因此欧洲的政治分裂在今后可能并不是战乱的
主要原因。特别是伊拉克战争之后侵犯国界要受罚，就像偷东西要受罚一样已形成全世界
都接受的意识形态。因此硬制度也有了意识形态和信仰系统的支持。政治分裂造成的战乱
在海湾战争后的时代大概会成为一个不太令人担忧的问题。
但是欧洲早在上世纪就形成的「住民自决原则」及其它欧洲冲开形态在亚洲并未被广泛接
受，特别是这一原则根本不是台湾和大陆的主流意识形态，所以台湾大陆分裂仍可能成为
战争发生的原因。这的确是台湾政治和经济发展的一个限制因素。台湾也只能在坚持中国
统一的原则下减轻这个限制因素的负面影响。如果将来「住民自决原则」成为亚洲的主流
意识形态，则台湾被迫用「统一」的承诺来自保国际安全就会成为不必要。但正如
North 所言，意识形态的变化比硬制度的变化要慢得多，即使中国大陆实现了民主政治制
度和保护私有财产的法律制度，「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住民自决原则」「
LaissexFaire」，这些英国意识形态可能还不会真正被中国人接受。
因此在看得见的未来，台湾海峡两边都会用「统一中国」这个概念来保持台海和平的安全
。
欧洲政治分裂的另一个坏处是要第二次在大战后才看得出来。第二次大战后，由于美国利
用巨大国内统一市场的优势，大大超过了欧洲。特别是九十年代以来，美国与其它发达国
家的经济差距加大。其根本原因就是统一的国家，提供了统一的交易网络，统一的电视网
，统一的文字，无洲际关税，统一的大众媒体网络，统一的批发零售网络，统一的洲际公
路网，信息高速公路，统一的货币，统一的工业标准系统，统一的股市及其它各类市场。
这些都使分工的演进比分裂欧洲高得多。欧洲的分裂使上述条件都不具备，所以即使在自
由贸易的条件下，交易效率比美国低得多，市场分隔和垄断比美国严重得多，使分工演进
受到限制。
所以欧洲人发现，如果他们不消除政治分裂造成的不必要交易费用，他们永远无法在与美
国人的竞争中胜出。这是欧洲货币一体化及其它朝统一欧洲发展的趋势后面的经济原因。
从这种经济角度来看，似乎中国统一是台湾一定要搭的经济快车，反倒是中国大陆对此是
无所谓。因为中国大陆在下个世纪将是世界上最大的统一市场。
但是我们也知道中国市场的分割程度相当高，由于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的原因，中国的很
多市场都区隔成很小的地方市场，地方政府的垄断权力使中国统一文化减少交易费用的优
势无法发挥。很多产业没有全国性统一市场上的竞争，甚至在地方市场，私人企业也无法
与垄断性国营企业竞争。因此台湾与大陆的分裂对真正自由的统一中国市场的形成可能还
是促进因素。因为台湾商人将自由企业制度和自由企业精神带到大陆，使政府企业的垄断
及僵化的制度受到挑战。因此从中国短期而言，台湾与大陆之间的政治分裂反而有利于真
正的统一中国市场的形成。
正是因为很多在台湾的中国籍看到台湾可以在中国制度改革中发挥的作用，所以很多台湾
的「大中国主义者」真正有「统一大中国」的梦。统一大中国的梦当然主要不是基于上述
经济学原理。「统一中国」概念有深厚的宪政渊源。
二十世纪的共产主义试验使人类意识形态发生了自工业革命以来的大逆转。而中国和俄国
是这个意识形态大逆转的主要受害者。共产主义试验使中国清末开始的立宪运动及一系列
政治、法律、经济、文化的发展被打断，使得目前的中国在制度上没有任何中国现代宪政
传统的痕迹。更不要提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对宪政意识形态的破坏。
但是中国人迟早会认识到，目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是反宪政的。因此重新立宪，或宪
政改革必会出现。如果它不是和平地出现，就会在缺乏公平的分配政治权力和游戏规则下
，由人们争夺权力的自发过程不太和平地出现。在这个过程中，即使人们开始有了共识，
要以公平选举的游戏规则来决定政治竞争中的胜负，选举中总会有挫败者。这挫败都会有
本能的冲动利用人们对新游戏规则缺乏信心，而输了不认输，不承认选举结果，造成宪政
危机。正像南韩和菲律宾第一次选举时，在野党输了不认输一样。南韩和菲律宾在立宪过
程中的政治危机是靠美国充当国际宪兵，利用它在这两国的军事基地和政治影响强迫选举
挫败者输了认输 (尽管选举中的得胜方的确有大量舞弊行为)。
但是中国开始选举和立宪时，如果选举中的失败者不认输，谁来当这个警察强制执行游戏
规则？如果无人能担当此角色，中国又可能动乱起来。而防止立宪过程中这类动乱的有效
方法就是深厚的宪政渊源，使得人民对新游戏规则有信心。中国自清以来已有深厚的宪政
政治渊源，此渊源在当代中国由中华民国宪法及在台湾宪政实践的代表。
因此很多台海两岸的中国人都体会到台湾之所以真正关心中国统一，是因为中华民国的宪
政法统对整个中国回归宪政轨道过程的巨大价值。中华民国宪法当然不是一个台湾中国子
文化中的宪法，它是在中国大陆制定，制宪过程有各个敌对的主要党派参加，因此它是民
国初南北议和以来中国的第二次真正宪政过程。它有全中国的合法性。整个中国还没有任
何成形的制度和人群关系能与中华民国宪法竞争在中国宪政过程中的法统上的合法性。中
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由于制度过程中完全没有反对派参加，所以根本不具合法性，加上它本
身的反宪政本性 (四个坚持) 所以在中共历史上不可能有宪政法统的合法性。
但是宪政秩序的建立往往需要一个强大的强制执法能力。这在美国是靠英伦海峡的隔绝作
用自发地在缺乏强大武力的情况下形成的。由于英国的特殊政治地理环境，历史上曾长期
没有强大的常备军，也可能避免外敌入侵。所以社会精英在军队和政界没有很多出路，
(见 Jones， 1981， The European Miracle)，因而朝经济和商界及技术上发展。这一大
背景使得英国民风淳朴，宪政秩序的自发形成不是依靠一个对社会有控制能力的军事强人
，尽管光荣革命时客籍荷兰国王 (英国威廉第三和玛丽) 的武力是这种新宪政秩序的后盾
。
美国形成宪政秩序当然是以英国已有的宪政为基础。英国人治理北美殖民地与西班牙人治
理南美完全相反 (见 North 最近对两种制度的比较分析)。英国人用法治，并给各殖民地
以极大自治权，由他们自己管理本地事务，并决定各殖民地之间的政治关系 (如联邦或分
治)。税制稳定而不是掠夺性的。而西班牙人正好相反，直接控制殖民地，不给地方很多
自治权，并将殖民地当成榨取税收的剥削对像。因此，美国独立战争靠本地绅士及一次乌
合之众在短期内取得了独立。没有机会让毛泽东、拿破仑式的军事强人在独立战争中成长
起来。这当然是英国人早有让地方自治甚至定渲退 (Devolutim) 的心理准备造成的。因
此美国也类似英国是个长期没有常备军，不靠军事强权维持宪政秩序的国家。宪政秩序真
正是像深谙英国传统的海耶克所说的自发秩序。
但对中国而言，历史的传统似乎指明，没有一具军人强权，强制执行法律的承诺似乎不可
信。人民一般相信有军事强权的人才可能有这种强制能力。从这点而言，中共在大陆的统
治是有这种强制能力的公信力。而不少中国人都将国民党在大陆的失败看成军事上的失败
者没有强制执法和治国能力的证据。所以中华民国宪法的法统上的合法性和中共的军事强
权又是个目前不可兼得的宪政秩序的两岸要件。这两岸要件是否能结合就完全看历史的机
遇了。
从上文分析，我们可作出结论，即使有前文中种种政治分裂的好处，很多当代中国人从自
己的利益考虑 (不顾子孙后代的利益) 都真正有一个统一大中国之梦。这个梦实现的机会
并不渺茫。因为从历史上看，一个现代国家的形成必经立宪过程，当共产主义逆流把宪政
过程完全毁弃后，一旦立宪重新回到国家的议事日程。正像俄国一九九零年重新立宪时，
马上就把沙俄时代的杜马制度恢复了一样。因为大家都知道，本国的宪政经验是本国人民
最容易接受，最容易建立信心的，哪怕这些宪政经验在历史上不是成功的经验，哪怕这些
宪政经验已从国家的文字记录中被抹去了七十年。
考虑到这些统一的好处和分裂的坏处，我们就有一个两难的冲突 (TradeOff)。而其有效
率的折衷既依赖各人的偏好，也依赖于历史的机会。就笔者而言，台湾与大陆的永久分裂
或永久统一两种结果对我来说都非常令人神往。所以不论哪种结果出现，笔者都会乐观其
成。
一九九八年四月于哈佛大学
2010年10月25日星期一
(ZZ)巫宁坤：燕京末日（四）
四
故事并没到此为止。翦伯赞官运亨通，又当上了新北大副校长。兴华也一帆风顺，两年
后当上了副系主任，五六年破格以副教授评上高教三级职称，在全国是绝无仅有的。他
用诗体翻译的莎士比亚历史剧《亨利五世》和《亨利四世》相继问世。成为文学翻译的
经典。同年，我从南开调回北京一所外语学院任教，第二年 “反右运动”中就被划为“
右派”，流放北大荒。没料到，“进步很快”的兴华竟然也没逃此劫，罪名是“反苏”
，因为他主张在英语教学中不必向苏联学习。一向沉默寡言的胡稼胎教授也因“反动言
论”戴上了“右派”帽子。同时，陈梦家在考古所当上了“右派”，萝蕤因受刺激过度
，造成精神分裂。俞大絪平日“追求进步”，幸免于难，但是她那位官封高教部副部长
的丈夫曾昭伦教授却是全国闻名的“大右派”。这一来，当年燕京西语系三位男教授和
两位女教授的丈夫统统都打成了“右派”，一个不漏。
及至六六年盛夏，新北大校园内“红色恐怖”肆虐，一夕之间，多少位教授们成为“横
扫”对象。当年的燕京大学英语教授中，多年来兢兢业业“追求进步” 的俞大絪教授不
堪凌辱，率先悲愤自尽。时隔不久，她的丈夫“大右派”曾昭伦教授，也含恨告别了他
曾经热爱的党。我的同龄人、才华盖世的吴兴华在校园烈日下劳改，口干舌燥，向监工
的学生讨水喝，从他手里得到一碗未名湖的污水。（在同一个湖边，我初到燕园的那些
日子，和他月夜散步，听他背诵中国古诗或英文诗，如听天籁。）污水下肚，继续劳改
，数小时后倒毙。红头目一口咬定他是“畏罪自杀，死有余辜”，要打成“现行反革命
”。后经破腹验尸，证明死于急性病毒性痢疾。他的遗孀和两个小女儿虽幸而逃脱了“
现行反革命家属”的厄运，却照样扫地出门，只得到海淀镇上觅得一间民房栖身。兴华
的骨灰寄存在八宝山公墓，限期两年。他的遗孀被长期下放，等她返京时，骨灰早已被
“处理”了。年近七旬的胡稼胎教授经不起劳改的折磨也离开红尘。赵萝蕤教授硕果仅
存，可是她的丈夫陈梦家教授不堪红卫兵的轮番凌辱，第一次自杀未遂，第二次正值萝
蕤精神分裂症发作，他终于得以解脱。
在燕京的领导人中，陆志韦校长在科学院文字改革小组韬光养晦，仍是当然的“横扫对
象”。后来又以七十高龄发配到河南一所“五七干校”，孓然一身，精神逐渐失常，一
代宗师流离乡野，俨然里尔王再世，身心交瘁而溘然长逝。哲学系系主任张东荪教授死
于狱中，罪名是“为美帝提供政治情报”。马克思主义史学权威翦伯赞教授，多年来飞
黄腾达，却被“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亲自点名批判，终于不堪“逼、供、信”
之煎熬，偕夫人双双服毒自尽，“自绝于党”。萝蕤的父亲、宗教学院院长赵紫宸教授
，幸得善终，于七九年夏以九十高龄在北京寓所逝世。
七九年十一月，我劫后余生，从安徽返京，到颐和园附近的学院办理“错划右派改正”
，顺道重访燕园。那天正赶上寒流侵袭，冷雨凄凄。我沿着似曾相识的未名湖踽踽独行
，欲哭无泪，脑子里冒出两句旧诗：
忍看朋辈成新鬼，天阴雨湿声啾啾！
故事并没到此为止。翦伯赞官运亨通，又当上了新北大副校长。兴华也一帆风顺，两年
后当上了副系主任，五六年破格以副教授评上高教三级职称，在全国是绝无仅有的。他
用诗体翻译的莎士比亚历史剧《亨利五世》和《亨利四世》相继问世。成为文学翻译的
经典。同年，我从南开调回北京一所外语学院任教，第二年 “反右运动”中就被划为“
右派”，流放北大荒。没料到，“进步很快”的兴华竟然也没逃此劫，罪名是“反苏”
，因为他主张在英语教学中不必向苏联学习。一向沉默寡言的胡稼胎教授也因“反动言
论”戴上了“右派”帽子。同时，陈梦家在考古所当上了“右派”，萝蕤因受刺激过度
，造成精神分裂。俞大絪平日“追求进步”，幸免于难，但是她那位官封高教部副部长
的丈夫曾昭伦教授却是全国闻名的“大右派”。这一来，当年燕京西语系三位男教授和
两位女教授的丈夫统统都打成了“右派”，一个不漏。
及至六六年盛夏，新北大校园内“红色恐怖”肆虐，一夕之间，多少位教授们成为“横
扫”对象。当年的燕京大学英语教授中，多年来兢兢业业“追求进步” 的俞大絪教授不
堪凌辱，率先悲愤自尽。时隔不久，她的丈夫“大右派”曾昭伦教授，也含恨告别了他
曾经热爱的党。我的同龄人、才华盖世的吴兴华在校园烈日下劳改，口干舌燥，向监工
的学生讨水喝，从他手里得到一碗未名湖的污水。（在同一个湖边，我初到燕园的那些
日子，和他月夜散步，听他背诵中国古诗或英文诗，如听天籁。）污水下肚，继续劳改
，数小时后倒毙。红头目一口咬定他是“畏罪自杀，死有余辜”，要打成“现行反革命
”。后经破腹验尸，证明死于急性病毒性痢疾。他的遗孀和两个小女儿虽幸而逃脱了“
现行反革命家属”的厄运，却照样扫地出门，只得到海淀镇上觅得一间民房栖身。兴华
的骨灰寄存在八宝山公墓，限期两年。他的遗孀被长期下放，等她返京时，骨灰早已被
“处理”了。年近七旬的胡稼胎教授经不起劳改的折磨也离开红尘。赵萝蕤教授硕果仅
存，可是她的丈夫陈梦家教授不堪红卫兵的轮番凌辱，第一次自杀未遂，第二次正值萝
蕤精神分裂症发作，他终于得以解脱。
在燕京的领导人中，陆志韦校长在科学院文字改革小组韬光养晦，仍是当然的“横扫对
象”。后来又以七十高龄发配到河南一所“五七干校”，孓然一身，精神逐渐失常，一
代宗师流离乡野，俨然里尔王再世，身心交瘁而溘然长逝。哲学系系主任张东荪教授死
于狱中，罪名是“为美帝提供政治情报”。马克思主义史学权威翦伯赞教授，多年来飞
黄腾达，却被“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亲自点名批判，终于不堪“逼、供、信”
之煎熬，偕夫人双双服毒自尽，“自绝于党”。萝蕤的父亲、宗教学院院长赵紫宸教授
，幸得善终，于七九年夏以九十高龄在北京寓所逝世。
七九年十一月，我劫后余生，从安徽返京，到颐和园附近的学院办理“错划右派改正”
，顺道重访燕园。那天正赶上寒流侵袭，冷雨凄凄。我沿着似曾相识的未名湖踽踽独行
，欲哭无泪，脑子里冒出两句旧诗：
忍看朋辈成新鬼，天阴雨湿声啾啾！
2010年10月23日星期六
(ZZ)巫宁坤：燕京末日（三）
三
下一轮批判对象是各系的教授。在文学院的一次批判会上，历史系和中文系的十位教授
和讲师被指控组织“十人团”。原来他们不时聚餐清谈，三杯下肚不免发发牢骚，讥刺
时政。他们必须在会上从实交代，互相检举。有中文系学生揭发，其中一位讲师出过一
个作文题目：“从猿到人，从人到？”这个学生愤怒地质问他是何居心？这位讲师吓得
面无人色，扑通一声跪在地上，磕头求饶。主持会议的党员又指责他斯文扫地。历史系
著名的聂教授“态度恶劣，对抗运动”，立即“隔离反省，交代问题”。后来我在校园
里踫见过他的家属，手里堤着饭盒去禁闭室给他送饭。“十人团”两名重要成员、历史
系系主任齐教授和政治系女系主任陈教授当时在南方参加土改，奉召火速返校，交代问
题。两位教授风尘仆仆赶回燕园，经工作组“启发”之后，便在文学院师生大会上沉痛
检讨，声泪俱下。
凡此种种都使我这个新近还乡的游子感到无所适从。我意识到我落后于这个新时代。但
是我毕竟还年青，我的教学生涯刚刚起步，我不甘心自暴自弃。我也愿意学习新事物，
可是又感到不得其门而入。我任课的四年级班上三位女生积极分子找上门来“帮助”我
，给我“送礼”。这些“礼物”原来是我平日跟一些学生闲谈时讲过的三言两语，现在
送来帮助我检查思想。譬如说，有一天有一位女生问我，中国的报纸和美国的有什么不
同。她当时正在由我指导写毕业论文，题目是分析亨利•詹姆斯的小说 The Wings of
the Dove（《鸽翼》）。我回答说，我觉得《人民日报》和美国的报纸大不一样，“十
•一”前几天，头版看不到大标题新闻，半个版面都是庆祝口号，诸如“中国共产党万
岁！”之类的老套，这也能算新闻吗？三位送礼的客人还算客气地问我，这种言论是否
表明我不仅敌视社会主义新闻事业，而且意图腐蚀天真幼稚的学生？我一惊，一时说不
上话来，主要倒不是因为她们小题大做，而是没料到我这张没遮拦的嘴巴的闲谈竟然也
被记录在案！
西语系以“资产阶级思想”泛滥闻名，赵萝蕤教授带头在全大会上当着一百多名师生做
检讨。她首先批评自己如何毕生醉心文学，不问政治。继而批评自己在西语系教学工作
中，也是重学术，轻政治，在全系师生中造成不良影响。再按照当时流行的公式，挖出
家庭影响、西方教育、资产阶级思想等三大根源，最后表示决心改造思想。俞大絪教授
着重检讨自己解放前追随国民党大员、胞兄俞大维，而疏远了自己“追求进步”的丈夫
、曾昭伦教授，如今痛定思痛，泣不成声。胡稼胎教授着重自己醉心佛典，思想落后。
兴华检讨自己自十六岁考上燕大，踏进燕园以来，一直埋头做学问，不问政治，自命清
高，实际上成了资产阶级思想的俘虏，幸而通过这场运动认识了自己的错误，“觉今是
而昨非”。积极分子纷纷发言，赞扬他在政治上取得了很大的进步，是知识分子改造的
“典型”。
我虽然想不出自己在回国后短短几个月内犯过什么错误，眼看着一个个我平日敬重的前
辈们的榜样，也知道在劫难逃。轮到我上场那天，我也如法炮制，把自己痛骂了一番，
无非是家庭出身不好、长期在美国受资产阶级教育、迷恋西方文学等等，满以为可以过
关。不料我的话音刚落，一个英语〔系〕二年级姓李的男生跳了起来，一开口就给我当
头一棒，骂我的检讨“浮皮潦草，避重就轻，谈远不谈近”，声势汹汹，如临大敌。接
着，他一手举起一本小书，一手指著书的封皮，义正辞严地质问我：“你从美帝带回这
种下流坏书，腐蚀新中国青年，平日在谈话中经常散布资产阶级思想，居心何在？”我
吓坏了，伸头仔细一看，书皮上画着一只手，指甲涂得猩红，手里举着一杯香槟。原来
是一本破旧的普及本 The Great Gatsby（《了不起的盖茨比》），是我班上一个男生借
去的。我倒抽了一口凉气，心里想：“我承认我思想落后，但是要我把菲茨杰拉德的杰
作扔进垃圾堆，那还办不到呢。”我的检讨自然没通过，又做了一次才勉强过关。
思想改造的下一阶段是“忠诚老实运动”。全校教职员人人都要写一份自传，详细陈述
从出生到目前的全部经历，重点是交代本人的政治历史问题和各方面与美国的关系。工
作组宣布，党的政策是“自觉自愿，不追不逼”，有问题就讲清楚，不要有任何顾虑。
我在学习会上表态时说我毫无顾虑，平生事无不可以告人言，这次不远万里来归为新中
国工作，足以证明我的心迹。可是我照样得先在三人小组会上交代历史，再到文学院教
授会上交代，接受大家的“启发帮助”，最后写出一份自传。我自以为写得既忠实又详
尽，无可挑剔。谁料到，自传交上去没几天。人称“新燕京摄政王”的历史系翦伯赞教
授、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约我到他府上谈话。他也住在燕东园，别的教授这时都是两
家合住一座小楼，他却是独占一座，而且因为他藏书丰富，学校正在为他扩建。我走进
他的书房，果然四壁书架上摆满了线装书，足见主人学识渊博。翦教授坐在一张红木大
书桌后面，招呼我在书桌前面一张椅子上坐下。
他一开口就是居高临下的口吻：“找你来有点公事，党组织委托我找你谈一谈你的自传
。你交代了你本人历史的轮廓，看你年纪不大，生活经历可不简单。我们党的政策是不
追不逼，但是你要补充还来得及，特别是重大的遗漏。这是对你利害攸关的，我希望你
不要错过这个机会。……”他点了一枝香烟，对着我喷云吐雾。
这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一个同仁竟然如此不客气，而且公然威胁，一下就把我惹毛了。
我憋着气简慢地回答：“我没什么好补充的。”
“别着急嘛，别感情用事。我们每人都有一部历史，不管你是否愿意正视它。作为马克
思主义者，我们相信正视事实，放下包袱，向党交代一切问题。你一定可以回忆你出国
后的重大经历，特别是最近发生的事。譬如说，你从美国回来，这本身当然是件好事，
但是到底为什么回国，又是怎样回来的呢？还有真正的动机呢？”
“我已经在自传里讲得一清二楚。”
“你是谈了一些。但是，你是不是可以拿回去再看一看，有没有什么重大的遗漏需要补
充。我对自己的历史著作就不断进行补充。”
“我没什么好补充的。”
“悉听尊便。你可以补充，也可以不补充。我已经说过，党的政策是不追不逼，但是你
还来得及，嗯，……”
“坦白？我没什么好坦白的。我回国来不是搞什么‘坦白交代’的，翦教授。我失陪了
。”
冬去春来，学校终于复课。可是，文科的教学计划改动了不少。课程有增有减，教师试
用马列观点自编自写教材。我教的“英国文学史”停开，因为“无用”。
改开一门“美国进步小说”选修课，教材是我带回的法斯特和德莱塞小说，选课的学生
也寥寥无几。兴华从五月起就被调去“亚洲太平洋地区和平会议”担任翻译工作，他教
的三年级阅读课也由我兼任。毕业班学生关心的是为期不远的毕业分配，班上有不少同
学论文还没写就已提前调到外事部门工作，教师自然也心不在焉。
教师们一面忙于思想改造，一面忙于向苏联“老大哥”学习，研究教学改革。教育部发
下一套苏联某师范学院的英美文学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的小册子，萝蕤带领我们学习，
没完没了地讨论如何虚心借镜。不久，上级宣布全国高等学校向“老大哥”学习，进行
“院系调整”。教会大学一律停办，燕京和辅仁按科系分别并入调整后的北大、清华、
北师大，人员听候分配。于是，萝蕤又带领我们学习院系调整方案，最后人人表态，服
从分配。这时已是暑假，上级又决定把五所大学的全体教师都送到青岛去休假一周，既
可放松一下绷得太紧的神经，又可避免干扰分配工作。这是我初游这片避暑胜地，虽然
不会游泳，倒也能把几个月来扰人的记忆暂付海涛。
从青岛回来后不久，萝蕤来访，向我传达本系教师分配情况，我的去处是天津南开大学
。话一出口，她就忍不住放声哭了起来。我明白她的心情，当初是她把我从万里之外请
回来的，现在却只能眼睁睁看着我任人摆布，无可奈何，吉凶莫测，她怎能不感到由衷
的负疚？当初，她满怀信心，要壮大燕京英语教授的阵容。如今她以稀有的才华着手构
建的象牙之塔在狂风暴雨中化为灰烬，美好的梦想成为镜花水月，她怎能不伤心欲绝？
几个月来，她憔悴了许多。尽管她平日总是镇静自若，从容不迫，但不难想象她在工作
组的政治压力下忍受了多少煎熬，因为她既是赵紫宸的爱女，又是陆志韦的干女儿，她
又何从划清界限？长年徜徉于詹姆斯小说中那些女主角的崇高精神世界，她那詹姆斯式
的细腻感情与良知怎禁得起如许粗暴的冲击？同时，陈梦家教授在清华大学也遭受猛烈
批判，现在被分配到考古研究所了。此时此刻，我决不能和这位敬爱的大姐“相顾无言
唯有泪千行”，而只能强作欢颜，好言宽慰，让她不要为我操心，反正我是四海为家的
。
论功行赏，陆校长的爱女荣任北京市政协委员。吴兴华荣任北大西语系英语教研室主任
。他是一年前刚提升副教授的，年方三十一岁，现在就要领导数十位英语教师，其中包
括朱光潜、赵萝蕤、杨周翰、李赋宁等名教授，也算得上少年得志了。翦伯赞教授荣任
历史系系主任，执历史界之牛耳。另一方面，陆志韦则贬到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文字改革
小组，赵紫宸贬到市内燕京神学院，张东荪未分配工作，继续接受审查，三人统统迁出
燕园。
十一月，我也离开燕园，一辆卡车连人带行李把我和老母送到前门火车站。离开萝蕤到
车站接我不过一年多，燕京大学已经换了人间，“新北大”当上了风光旖旎的燕园的主
人。
下一轮批判对象是各系的教授。在文学院的一次批判会上，历史系和中文系的十位教授
和讲师被指控组织“十人团”。原来他们不时聚餐清谈，三杯下肚不免发发牢骚，讥刺
时政。他们必须在会上从实交代，互相检举。有中文系学生揭发，其中一位讲师出过一
个作文题目：“从猿到人，从人到？”这个学生愤怒地质问他是何居心？这位讲师吓得
面无人色，扑通一声跪在地上，磕头求饶。主持会议的党员又指责他斯文扫地。历史系
著名的聂教授“态度恶劣，对抗运动”，立即“隔离反省，交代问题”。后来我在校园
里踫见过他的家属，手里堤着饭盒去禁闭室给他送饭。“十人团”两名重要成员、历史
系系主任齐教授和政治系女系主任陈教授当时在南方参加土改，奉召火速返校，交代问
题。两位教授风尘仆仆赶回燕园，经工作组“启发”之后，便在文学院师生大会上沉痛
检讨，声泪俱下。
凡此种种都使我这个新近还乡的游子感到无所适从。我意识到我落后于这个新时代。但
是我毕竟还年青，我的教学生涯刚刚起步，我不甘心自暴自弃。我也愿意学习新事物，
可是又感到不得其门而入。我任课的四年级班上三位女生积极分子找上门来“帮助”我
，给我“送礼”。这些“礼物”原来是我平日跟一些学生闲谈时讲过的三言两语，现在
送来帮助我检查思想。譬如说，有一天有一位女生问我，中国的报纸和美国的有什么不
同。她当时正在由我指导写毕业论文，题目是分析亨利•詹姆斯的小说 The Wings of
the Dove（《鸽翼》）。我回答说，我觉得《人民日报》和美国的报纸大不一样，“十
•一”前几天，头版看不到大标题新闻，半个版面都是庆祝口号，诸如“中国共产党万
岁！”之类的老套，这也能算新闻吗？三位送礼的客人还算客气地问我，这种言论是否
表明我不仅敌视社会主义新闻事业，而且意图腐蚀天真幼稚的学生？我一惊，一时说不
上话来，主要倒不是因为她们小题大做，而是没料到我这张没遮拦的嘴巴的闲谈竟然也
被记录在案！
西语系以“资产阶级思想”泛滥闻名，赵萝蕤教授带头在全大会上当着一百多名师生做
检讨。她首先批评自己如何毕生醉心文学，不问政治。继而批评自己在西语系教学工作
中，也是重学术，轻政治，在全系师生中造成不良影响。再按照当时流行的公式，挖出
家庭影响、西方教育、资产阶级思想等三大根源，最后表示决心改造思想。俞大絪教授
着重检讨自己解放前追随国民党大员、胞兄俞大维，而疏远了自己“追求进步”的丈夫
、曾昭伦教授，如今痛定思痛，泣不成声。胡稼胎教授着重自己醉心佛典，思想落后。
兴华检讨自己自十六岁考上燕大，踏进燕园以来，一直埋头做学问，不问政治，自命清
高，实际上成了资产阶级思想的俘虏，幸而通过这场运动认识了自己的错误，“觉今是
而昨非”。积极分子纷纷发言，赞扬他在政治上取得了很大的进步，是知识分子改造的
“典型”。
我虽然想不出自己在回国后短短几个月内犯过什么错误，眼看着一个个我平日敬重的前
辈们的榜样，也知道在劫难逃。轮到我上场那天，我也如法炮制，把自己痛骂了一番，
无非是家庭出身不好、长期在美国受资产阶级教育、迷恋西方文学等等，满以为可以过
关。不料我的话音刚落，一个英语〔系〕二年级姓李的男生跳了起来，一开口就给我当
头一棒，骂我的检讨“浮皮潦草，避重就轻，谈远不谈近”，声势汹汹，如临大敌。接
着，他一手举起一本小书，一手指著书的封皮，义正辞严地质问我：“你从美帝带回这
种下流坏书，腐蚀新中国青年，平日在谈话中经常散布资产阶级思想，居心何在？”我
吓坏了，伸头仔细一看，书皮上画着一只手，指甲涂得猩红，手里举着一杯香槟。原来
是一本破旧的普及本 The Great Gatsby（《了不起的盖茨比》），是我班上一个男生借
去的。我倒抽了一口凉气，心里想：“我承认我思想落后，但是要我把菲茨杰拉德的杰
作扔进垃圾堆，那还办不到呢。”我的检讨自然没通过，又做了一次才勉强过关。
思想改造的下一阶段是“忠诚老实运动”。全校教职员人人都要写一份自传，详细陈述
从出生到目前的全部经历，重点是交代本人的政治历史问题和各方面与美国的关系。工
作组宣布，党的政策是“自觉自愿，不追不逼”，有问题就讲清楚，不要有任何顾虑。
我在学习会上表态时说我毫无顾虑，平生事无不可以告人言，这次不远万里来归为新中
国工作，足以证明我的心迹。可是我照样得先在三人小组会上交代历史，再到文学院教
授会上交代，接受大家的“启发帮助”，最后写出一份自传。我自以为写得既忠实又详
尽，无可挑剔。谁料到，自传交上去没几天。人称“新燕京摄政王”的历史系翦伯赞教
授、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约我到他府上谈话。他也住在燕东园，别的教授这时都是两
家合住一座小楼，他却是独占一座，而且因为他藏书丰富，学校正在为他扩建。我走进
他的书房，果然四壁书架上摆满了线装书，足见主人学识渊博。翦教授坐在一张红木大
书桌后面，招呼我在书桌前面一张椅子上坐下。
他一开口就是居高临下的口吻：“找你来有点公事，党组织委托我找你谈一谈你的自传
。你交代了你本人历史的轮廓，看你年纪不大，生活经历可不简单。我们党的政策是不
追不逼，但是你要补充还来得及，特别是重大的遗漏。这是对你利害攸关的，我希望你
不要错过这个机会。……”他点了一枝香烟，对着我喷云吐雾。
这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一个同仁竟然如此不客气，而且公然威胁，一下就把我惹毛了。
我憋着气简慢地回答：“我没什么好补充的。”
“别着急嘛，别感情用事。我们每人都有一部历史，不管你是否愿意正视它。作为马克
思主义者，我们相信正视事实，放下包袱，向党交代一切问题。你一定可以回忆你出国
后的重大经历，特别是最近发生的事。譬如说，你从美国回来，这本身当然是件好事，
但是到底为什么回国，又是怎样回来的呢？还有真正的动机呢？”
“我已经在自传里讲得一清二楚。”
“你是谈了一些。但是，你是不是可以拿回去再看一看，有没有什么重大的遗漏需要补
充。我对自己的历史著作就不断进行补充。”
“我没什么好补充的。”
“悉听尊便。你可以补充，也可以不补充。我已经说过，党的政策是不追不逼，但是你
还来得及，嗯，……”
“坦白？我没什么好坦白的。我回国来不是搞什么‘坦白交代’的，翦教授。我失陪了
。”
冬去春来，学校终于复课。可是，文科的教学计划改动了不少。课程有增有减，教师试
用马列观点自编自写教材。我教的“英国文学史”停开，因为“无用”。
改开一门“美国进步小说”选修课，教材是我带回的法斯特和德莱塞小说，选课的学生
也寥寥无几。兴华从五月起就被调去“亚洲太平洋地区和平会议”担任翻译工作，他教
的三年级阅读课也由我兼任。毕业班学生关心的是为期不远的毕业分配，班上有不少同
学论文还没写就已提前调到外事部门工作，教师自然也心不在焉。
教师们一面忙于思想改造，一面忙于向苏联“老大哥”学习，研究教学改革。教育部发
下一套苏联某师范学院的英美文学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的小册子，萝蕤带领我们学习，
没完没了地讨论如何虚心借镜。不久，上级宣布全国高等学校向“老大哥”学习，进行
“院系调整”。教会大学一律停办，燕京和辅仁按科系分别并入调整后的北大、清华、
北师大，人员听候分配。于是，萝蕤又带领我们学习院系调整方案，最后人人表态，服
从分配。这时已是暑假，上级又决定把五所大学的全体教师都送到青岛去休假一周，既
可放松一下绷得太紧的神经，又可避免干扰分配工作。这是我初游这片避暑胜地，虽然
不会游泳，倒也能把几个月来扰人的记忆暂付海涛。
从青岛回来后不久，萝蕤来访，向我传达本系教师分配情况，我的去处是天津南开大学
。话一出口，她就忍不住放声哭了起来。我明白她的心情，当初是她把我从万里之外请
回来的，现在却只能眼睁睁看着我任人摆布，无可奈何，吉凶莫测，她怎能不感到由衷
的负疚？当初，她满怀信心，要壮大燕京英语教授的阵容。如今她以稀有的才华着手构
建的象牙之塔在狂风暴雨中化为灰烬，美好的梦想成为镜花水月，她怎能不伤心欲绝？
几个月来，她憔悴了许多。尽管她平日总是镇静自若，从容不迫，但不难想象她在工作
组的政治压力下忍受了多少煎熬，因为她既是赵紫宸的爱女，又是陆志韦的干女儿，她
又何从划清界限？长年徜徉于詹姆斯小说中那些女主角的崇高精神世界，她那詹姆斯式
的细腻感情与良知怎禁得起如许粗暴的冲击？同时，陈梦家教授在清华大学也遭受猛烈
批判，现在被分配到考古研究所了。此时此刻，我决不能和这位敬爱的大姐“相顾无言
唯有泪千行”，而只能强作欢颜，好言宽慰，让她不要为我操心，反正我是四海为家的
。
论功行赏，陆校长的爱女荣任北京市政协委员。吴兴华荣任北大西语系英语教研室主任
。他是一年前刚提升副教授的，年方三十一岁，现在就要领导数十位英语教师，其中包
括朱光潜、赵萝蕤、杨周翰、李赋宁等名教授，也算得上少年得志了。翦伯赞教授荣任
历史系系主任，执历史界之牛耳。另一方面，陆志韦则贬到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文字改革
小组，赵紫宸贬到市内燕京神学院，张东荪未分配工作，继续接受审查，三人统统迁出
燕园。
十一月，我也离开燕园，一辆卡车连人带行李把我和老母送到前门火车站。离开萝蕤到
车站接我不过一年多，燕京大学已经换了人间，“新北大”当上了风光旖旎的燕园的主
人。
2010年10月22日星期五
(zz) 巫宁坤：燕京末日（二）
二
我回国不到六个星期，周恩来总理在中南海给北京和天津各高等院校的三千名教师做报
告。风度翩翩的总理滔滔不绝讲了七个小时，号召全国知识分子，特别是高级知识分子
，带头进行思想改造。他说，从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过去是为旧社会服务的，脑子里充
满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错误思想，无产阶级是新社会的领导阶级，知识分子必须学
习批判错误的旧思想，“建立工人阶级的正确立场、观点、方法”，才能“为人民服务
”。总理告诫大家，思想改造是一个艰巨的、甚至痛苦的过程，但却是势在必行的。我
听了一个小时之后，思想就不断开小差，笔记也没认真记。散会出来，天色已晚，我疼
痛的脑袋想起一个多月以前李政道在分手前说的“洗脑筋”的前景，难道这么快前景就
要成为现实吗？也许不会吧，我还心存侥幸。怎料到，这位以关心知识分子闻名的总理
已经发出了对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和人格宣战的檄文！
“十•一”一过，思想改造就成为教师的中心任务。我们先分成小组学习周总理的报告
，又听其它领导人做报告，然后就开始用共产党提倡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法宝”
检讨各自过去的所作所为和资产阶级思想。我所在的小组有两位鼎鼎大名的“进步教授
”，听了他们热烈拥护“思想改造”的高论，我只有自认落后。
时隔不久，全国开展反对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书生气十足的教授
们，大多以为学校是清水衙门，教书匠两袖清风，这个运动和我们挂不上钩。哪知道，
掌握“辩证法”的共产党却认为这三种罪行的根源都是资产阶级思想，而旧大学又正是
资产阶级思想的温床和堡垒，因此我们不但不能置身事外，而且要大张旗鼓地批判资产
阶级思想。在“美帝文化侵略堡垒”的燕京，“三反”就是要大反特反“亲美、崇美、
恐美”思想，清算“美帝文化侵略”的罪行。于是，校长成了“美帝的代理人”，教授
们当上了“文化侵略的工具”。
十二月，中共北京市委派一个工作组进驻燕园，领导运动，校长靠边站，全校停课搞运
动。千把人的学生队伍中涌现出一批积极分子，追查美帝以及学校领导人和教授们犯下
的罪行。校长办公室被查抄，全部档案被搬到图书馆大阅览室，乱七八糟堆在一张张大
阅览桌上，听任积极分子搜寻文化侵略、甚至特务活动的罪证。忙乱了几天，一无所获
。终于有一名积极分子发现一位美国教授试用一种新方法进行英语教学的报告，其中提
到实验对象时用的是“guinea pigs”（豚鼠），如获至宝。美帝国主义分子竟敢拿中国
学生当实验品，还辱骂中国学生是“pigs”（猪）！这被抓住作为文化侵略的铁证，又
拿到全校大会上大张挞伐。我如坠五里雾中，更感到落后了。萝蕤经常出席各种会议，
在工作组和本系积极分子的“帮助”下检讨西语系的问题。兴华在积极分子带动下，在
运动中活跃起来，“进步很快”。我四顾苍茫，仿佛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上漂流的一叶孤
舟。
在一片“反美”的歇斯底里声中，陆志韦校长在一次又一次的小型、中型、大型会议上
检讨交代，接受全校师生的揭发批判，罪名是“忠实执行美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罪恶政
策”，本人也就是“美帝国主义分子”。我对这一套逐渐麻木不仁了，可是在最后一次
全校批判大会上，吴兴华也登台作了“大义凛然”的发言，却使我感到震动。兴华是陆
校长最器重的学贯中西的典范，又是他谈天说地、玩桥牌的忘年之交，这是燕园里的一
段佳话。怎么也没料到，这位有知遇之恩、温文尔雅的大才子竟然一反常态，在全校师
生面前，满口批判八股，不仅痛诉自己如何长期为陆某的学者面貌所欺骗，而且讥刺老
人家在玩桥牌时好胜的童心。
我羞愧得抬不起头来。更加令我震动的是陆校长唯一的爱女随后也慷慨激昂作了“大义
灭亲”的发言。曾几何时，享誉海内外的陆志韦校长成了“众叛亲离” 的“美帝国主义
分子”！不过，事情也有出乎某些人意料的。陆家有一位多年相处、年近六旬的女佣，
工作组也不放过，三番五次动员教育站出来，控诉陆家对她的 “残酷剥削”，老人家被
逼急了，在厨房操起一把菜刀来就抹脖子，差点儿闹出人命来。有人说，这也算是“路
见不平，拔刀相助”吧。
宗教学院院长赵紫宸也是重点批判对象。他的一大罪名是他在不久前当选为世界基督教
理事会六主席之一，足以证明他和国际宗教界反动势力相勾结。另一大罪名是，五年前
他和艾森豪威尔威尔总统等人同台接受普林斯顿大学颁发的荣誉博士学位。批判者振振
有词地问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谁不知道，艾森豪威尔威尔是一个双手沾满人民
鲜血的战争贩子，那么和他沆瀣一气的赵紫宸难道不是名副其实的美帝国主义分子吗？
”另一位重点批判对象是哲学系系主任张东荪教授。他的主要罪名是在政治上为美帝效
劳，尽管由于他在“北平和平解放”中斡旋有功当上了中央人民政府委员。这三位国内
外知名的学者当年都冒着风险公开支持过共产党，曾几何时又都被打入了另册，无异于
阶下囚。
谁会料到，“三反运动”竟开始敲响了燕京末日的丧钟！
我回国不到六个星期，周恩来总理在中南海给北京和天津各高等院校的三千名教师做报
告。风度翩翩的总理滔滔不绝讲了七个小时，号召全国知识分子，特别是高级知识分子
，带头进行思想改造。他说，从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过去是为旧社会服务的，脑子里充
满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错误思想，无产阶级是新社会的领导阶级，知识分子必须学
习批判错误的旧思想，“建立工人阶级的正确立场、观点、方法”，才能“为人民服务
”。总理告诫大家，思想改造是一个艰巨的、甚至痛苦的过程，但却是势在必行的。我
听了一个小时之后，思想就不断开小差，笔记也没认真记。散会出来，天色已晚，我疼
痛的脑袋想起一个多月以前李政道在分手前说的“洗脑筋”的前景，难道这么快前景就
要成为现实吗？也许不会吧，我还心存侥幸。怎料到，这位以关心知识分子闻名的总理
已经发出了对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和人格宣战的檄文！
“十•一”一过，思想改造就成为教师的中心任务。我们先分成小组学习周总理的报告
，又听其它领导人做报告，然后就开始用共产党提倡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法宝”
检讨各自过去的所作所为和资产阶级思想。我所在的小组有两位鼎鼎大名的“进步教授
”，听了他们热烈拥护“思想改造”的高论，我只有自认落后。
时隔不久，全国开展反对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书生气十足的教授
们，大多以为学校是清水衙门，教书匠两袖清风，这个运动和我们挂不上钩。哪知道，
掌握“辩证法”的共产党却认为这三种罪行的根源都是资产阶级思想，而旧大学又正是
资产阶级思想的温床和堡垒，因此我们不但不能置身事外，而且要大张旗鼓地批判资产
阶级思想。在“美帝文化侵略堡垒”的燕京，“三反”就是要大反特反“亲美、崇美、
恐美”思想，清算“美帝文化侵略”的罪行。于是，校长成了“美帝的代理人”，教授
们当上了“文化侵略的工具”。
十二月，中共北京市委派一个工作组进驻燕园，领导运动，校长靠边站，全校停课搞运
动。千把人的学生队伍中涌现出一批积极分子，追查美帝以及学校领导人和教授们犯下
的罪行。校长办公室被查抄，全部档案被搬到图书馆大阅览室，乱七八糟堆在一张张大
阅览桌上，听任积极分子搜寻文化侵略、甚至特务活动的罪证。忙乱了几天，一无所获
。终于有一名积极分子发现一位美国教授试用一种新方法进行英语教学的报告，其中提
到实验对象时用的是“guinea pigs”（豚鼠），如获至宝。美帝国主义分子竟敢拿中国
学生当实验品，还辱骂中国学生是“pigs”（猪）！这被抓住作为文化侵略的铁证，又
拿到全校大会上大张挞伐。我如坠五里雾中，更感到落后了。萝蕤经常出席各种会议，
在工作组和本系积极分子的“帮助”下检讨西语系的问题。兴华在积极分子带动下，在
运动中活跃起来，“进步很快”。我四顾苍茫，仿佛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上漂流的一叶孤
舟。
在一片“反美”的歇斯底里声中，陆志韦校长在一次又一次的小型、中型、大型会议上
检讨交代，接受全校师生的揭发批判，罪名是“忠实执行美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罪恶政
策”，本人也就是“美帝国主义分子”。我对这一套逐渐麻木不仁了，可是在最后一次
全校批判大会上，吴兴华也登台作了“大义凛然”的发言，却使我感到震动。兴华是陆
校长最器重的学贯中西的典范，又是他谈天说地、玩桥牌的忘年之交，这是燕园里的一
段佳话。怎么也没料到，这位有知遇之恩、温文尔雅的大才子竟然一反常态，在全校师
生面前，满口批判八股，不仅痛诉自己如何长期为陆某的学者面貌所欺骗，而且讥刺老
人家在玩桥牌时好胜的童心。
我羞愧得抬不起头来。更加令我震动的是陆校长唯一的爱女随后也慷慨激昂作了“大义
灭亲”的发言。曾几何时，享誉海内外的陆志韦校长成了“众叛亲离” 的“美帝国主义
分子”！不过，事情也有出乎某些人意料的。陆家有一位多年相处、年近六旬的女佣，
工作组也不放过，三番五次动员教育站出来，控诉陆家对她的 “残酷剥削”，老人家被
逼急了，在厨房操起一把菜刀来就抹脖子，差点儿闹出人命来。有人说，这也算是“路
见不平，拔刀相助”吧。
宗教学院院长赵紫宸也是重点批判对象。他的一大罪名是他在不久前当选为世界基督教
理事会六主席之一，足以证明他和国际宗教界反动势力相勾结。另一大罪名是，五年前
他和艾森豪威尔威尔总统等人同台接受普林斯顿大学颁发的荣誉博士学位。批判者振振
有词地问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谁不知道，艾森豪威尔威尔是一个双手沾满人民
鲜血的战争贩子，那么和他沆瀣一气的赵紫宸难道不是名副其实的美帝国主义分子吗？
”另一位重点批判对象是哲学系系主任张东荪教授。他的主要罪名是在政治上为美帝效
劳，尽管由于他在“北平和平解放”中斡旋有功当上了中央人民政府委员。这三位国内
外知名的学者当年都冒着风险公开支持过共产党，曾几何时又都被打入了另册，无异于
阶下囚。
谁会料到，“三反运动”竟开始敲响了燕京末日的丧钟！
(ZZ)巫宁坤：燕京末日(一)
一
一九五一年初，我正在芝加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忽然接到燕京大学电聘。两年来，国
内亲友不断来信，对新中国的新生事物赞不绝口，令人心向往之。于是，我决定丢下写
了一半的英国文学博士论文，兼程回国任教。七月中旬，在旧金山登上驶往香港的克利
夫兰总统号邮轮，有芝大同学伯顿夫妇和李政道博士前来话别。照相留念之后，我愣头
愣脑地问政道：“你为什么不回去为新中国工作？”他笑笑说：“我不愿让人洗脑子。
”我不明白脑子怎么洗法，并不觉得怎么可怕，也就一笑了之，乘风破浪回归一别八年
的故土了。
八月中旬，从广州乘火车经上海抵达北京，西语系系主任赵萝蕤博士来前门车站接我。
她是英语界的前辈，两年多以前从芝大学成归国，回母校任教。朝鲜战事爆发后，燕大
美籍教授纷纷回国，她出任系主任。由于师资不足，她除了在国内延聘了俞大絪和胡稼
胎两位前辈外，又不远万里约我来共事。别后不过两年多，我不无好奇地看到，她的衣
着起了很大变化。当年在芝大，她总爱穿一身朴实无华的西服，显得落落大方。眼前她
身上套的却是褪了色的灰布毛服，皱皱巴巴，不伦不类，猛一看人显得苍老多了。
她为我雇了一辆马车，车顶上放着我的七、八件行李，驶往青年会搭乘校车。这是我初
次来到北京，从车窗看出去，满目红色的宫墙，阳光下金光闪闪的琉璃瓦，身穿草绿色
制服的军人熙来攘往，我仿佛闯入了这座既是古城又是新都的陌生世界，而不是回到久
别的故国。上了年纪的校车，一路颠颠簸簸，足足走了个把小时，终于到达西北郊的燕
大校园。燕园门口有两头大石狮子守卫，两扇朱红色大门敞开着，一眼望去只见树木成
荫，掩映着一幢幢宫殿式的楼房，引人入胜，而我即将在这座洞天学府里开始我的教学
生涯，私心不由得不感到庆幸。
由于我新来乍到，住房尚未分配，便先在萝蕤家作客。萝蕤是燕大宗教学院院长赵紫宸
的女儿，从小受到中西文化的熏陶，不但能诗能文，而且弹一手好钢琴。燕大西语系毕
业后不久，她就将当时以晦涩闻名的艾略特长诗《荒原》译成中文。在芝大攻读博士学
位时，她研究的专题是亨利•詹姆斯的小说。她的丈夫陈梦家教授，当年是著名的新月
派诗人，后来又以考古学的成就蜚声中外，当时在邻近的清华大学中文系任教。他俩住
在朗润园内一幢中式平房。室外花木扶疏，荷香扑鼻。室内一色明代家具，都是陈先生
亲手搜集的精品，客厅里安放着萝蕤的“斯坦威”钢琴。陈先生不过四十多岁，但又瘦
又黑，经常皱着眉头，走起路来弓着背，仿佛背负着甚么无形的重载，看上去有点未老
先衰了。有一天，从广播大喇叭里传来一个通知，要求全体师生参加集体工间操，陈先
生一听就发火了：“这是‘一九八四’来了，这么快！”
不久之后，住房调整，他们搬到燕东园一座两层小楼的楼上，楼下住的是系里另一位英
语副教授吴兴华，也是个单身汉。我俩一见如故，我就搬去和他同住了。据说我们俩是
燕大有史以来最年青的副教授，兴华比我还小一岁。他身材瘦长，面有病容，戴一副深
度近视眼镜，终日手不释卷。见面后不久，他就把过去发表过的几首新诗拿给我看，和
几十年来中国流传的新诗大不一样。真是相逢恨晚。兴华从不自我标榜，秋末老友周煦
良教授从上海来北京开会，便道来燕园探亲访友，我才听他说起当年他在上海主编一个
文学刊物，最先发表了兴华的诗作，当时诗人年方十六，而主编却在编者按里说，这是
中国新诗的转折点。后来他又发表了不少新作，我又找到一些读过。可惜“解放”后他
就决定不写了。兴华为家传的肺结核所苦，在本校毕业后错过了到美国深造的机会，而
他在英美语言文学方面的造诣却是有口皆碑的。他还精通意大利文，当时已开始用诗体
翻译但丁的《神曲》。
我们的客厅里有一座壁炉，初冬寒夜，我俩常在壁炉火前席地而坐，喝一杯咖啡，或本
地产的“莲花白”酒。不论他背几首古诗，或读几首他的旧作，都让我感到满心的喜悦
。周末，陆志韦校长有时来串门儿，聊聊天儿，打打桥牌。陆先生是芝加哥大学三十年
代的心理学博士，对语言学又很有研究，国学方面也有极深的造诣。他们两位都是桥牌
高手，谈吐更是出口成章，妙趣横生。怎料到，这样的日子不久就一去不复返了。
到校后两周，我就上课了。萝蕤安排我教“英国文学史”和“高级作文”，都是四年级
的课程。我从未教过书，只有两周时间备课，而且没有课本可用。萝蕤鼓励我试用马列
主义观点讲授英国文学史，而我对马列一窍不通。我带回的几百本书中，有《资本论》
的英译本，有英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科德威尔研究英国文学史的理论著作《幻觉与
现实》，有美国“进步作家”德莱塞和法斯特的小说，还有法斯特抨击西方现代派文学
的论文《文学与现实》。我只得临时抱佛脚，每天在我带回的手提打字机上写讲稿，用
生吞活剥的“阶级斗争”之类的新概念、新名词装扮英国文学史，其中肯定有不少驴头
不对马嘴的地方。好在全班二十几个男女学生大多心不在焉，有的忙于谈恋爱，有的忙
于搞政治活动。也有几个真正热爱文学的男生找上门来，谈论Darkness at Noon（《正
午的黑暗》）和《一九八四》之类的作品，或是借阅我从美国带回来的小说。那些“思
想进步”的学生也找上门来，问我的个人经历，问我对新中国的印象。尽管萝蕤和兴华
都提醒过我，跟学生谈话要小心，我还是无拘无束地和他们交往，怎么想的就怎么说，
因为我还没学会讲假话，也没料到实话实说会有什么后患。
我对新环境的印象有好的，也有不怎么好的。八年前我去国时，全国战祸连年，政治腐
败，民不聊生。如今，人民显然安居乐业。外国租界都收回了，乞丐娼妓、大烟鬼都改
造好了。土改运动解放了农民，从根本上改变了社会结构。（当时我还不知道成千上万
的地主惨遭杀害。）无数仁人志士为之前赴后继的自由民主的新中国仿佛已经出现在地
平在线了。另一方面，人人都要穿灰布的毛装，喊同样的口号，重复同样的套话，绝对
服从各级党组织，这和自由民主有什么相似之处呢？我开始感到惶惑不安了。
一九五一年初，我正在芝加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忽然接到燕京大学电聘。两年来，国
内亲友不断来信，对新中国的新生事物赞不绝口，令人心向往之。于是，我决定丢下写
了一半的英国文学博士论文，兼程回国任教。七月中旬，在旧金山登上驶往香港的克利
夫兰总统号邮轮，有芝大同学伯顿夫妇和李政道博士前来话别。照相留念之后，我愣头
愣脑地问政道：“你为什么不回去为新中国工作？”他笑笑说：“我不愿让人洗脑子。
”我不明白脑子怎么洗法，并不觉得怎么可怕，也就一笑了之，乘风破浪回归一别八年
的故土了。
八月中旬，从广州乘火车经上海抵达北京，西语系系主任赵萝蕤博士来前门车站接我。
她是英语界的前辈，两年多以前从芝大学成归国，回母校任教。朝鲜战事爆发后，燕大
美籍教授纷纷回国，她出任系主任。由于师资不足，她除了在国内延聘了俞大絪和胡稼
胎两位前辈外，又不远万里约我来共事。别后不过两年多，我不无好奇地看到，她的衣
着起了很大变化。当年在芝大，她总爱穿一身朴实无华的西服，显得落落大方。眼前她
身上套的却是褪了色的灰布毛服，皱皱巴巴，不伦不类，猛一看人显得苍老多了。
她为我雇了一辆马车，车顶上放着我的七、八件行李，驶往青年会搭乘校车。这是我初
次来到北京，从车窗看出去，满目红色的宫墙，阳光下金光闪闪的琉璃瓦，身穿草绿色
制服的军人熙来攘往，我仿佛闯入了这座既是古城又是新都的陌生世界，而不是回到久
别的故国。上了年纪的校车，一路颠颠簸簸，足足走了个把小时，终于到达西北郊的燕
大校园。燕园门口有两头大石狮子守卫，两扇朱红色大门敞开着，一眼望去只见树木成
荫，掩映着一幢幢宫殿式的楼房，引人入胜，而我即将在这座洞天学府里开始我的教学
生涯，私心不由得不感到庆幸。
由于我新来乍到，住房尚未分配，便先在萝蕤家作客。萝蕤是燕大宗教学院院长赵紫宸
的女儿，从小受到中西文化的熏陶，不但能诗能文，而且弹一手好钢琴。燕大西语系毕
业后不久，她就将当时以晦涩闻名的艾略特长诗《荒原》译成中文。在芝大攻读博士学
位时，她研究的专题是亨利•詹姆斯的小说。她的丈夫陈梦家教授，当年是著名的新月
派诗人，后来又以考古学的成就蜚声中外，当时在邻近的清华大学中文系任教。他俩住
在朗润园内一幢中式平房。室外花木扶疏，荷香扑鼻。室内一色明代家具，都是陈先生
亲手搜集的精品，客厅里安放着萝蕤的“斯坦威”钢琴。陈先生不过四十多岁，但又瘦
又黑，经常皱着眉头，走起路来弓着背，仿佛背负着甚么无形的重载，看上去有点未老
先衰了。有一天，从广播大喇叭里传来一个通知，要求全体师生参加集体工间操，陈先
生一听就发火了：“这是‘一九八四’来了，这么快！”
不久之后，住房调整，他们搬到燕东园一座两层小楼的楼上，楼下住的是系里另一位英
语副教授吴兴华，也是个单身汉。我俩一见如故，我就搬去和他同住了。据说我们俩是
燕大有史以来最年青的副教授，兴华比我还小一岁。他身材瘦长，面有病容，戴一副深
度近视眼镜，终日手不释卷。见面后不久，他就把过去发表过的几首新诗拿给我看，和
几十年来中国流传的新诗大不一样。真是相逢恨晚。兴华从不自我标榜，秋末老友周煦
良教授从上海来北京开会，便道来燕园探亲访友，我才听他说起当年他在上海主编一个
文学刊物，最先发表了兴华的诗作，当时诗人年方十六，而主编却在编者按里说，这是
中国新诗的转折点。后来他又发表了不少新作，我又找到一些读过。可惜“解放”后他
就决定不写了。兴华为家传的肺结核所苦，在本校毕业后错过了到美国深造的机会，而
他在英美语言文学方面的造诣却是有口皆碑的。他还精通意大利文，当时已开始用诗体
翻译但丁的《神曲》。
我们的客厅里有一座壁炉，初冬寒夜，我俩常在壁炉火前席地而坐，喝一杯咖啡，或本
地产的“莲花白”酒。不论他背几首古诗，或读几首他的旧作，都让我感到满心的喜悦
。周末，陆志韦校长有时来串门儿，聊聊天儿，打打桥牌。陆先生是芝加哥大学三十年
代的心理学博士，对语言学又很有研究，国学方面也有极深的造诣。他们两位都是桥牌
高手，谈吐更是出口成章，妙趣横生。怎料到，这样的日子不久就一去不复返了。
到校后两周，我就上课了。萝蕤安排我教“英国文学史”和“高级作文”，都是四年级
的课程。我从未教过书，只有两周时间备课，而且没有课本可用。萝蕤鼓励我试用马列
主义观点讲授英国文学史，而我对马列一窍不通。我带回的几百本书中，有《资本论》
的英译本，有英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科德威尔研究英国文学史的理论著作《幻觉与
现实》，有美国“进步作家”德莱塞和法斯特的小说，还有法斯特抨击西方现代派文学
的论文《文学与现实》。我只得临时抱佛脚，每天在我带回的手提打字机上写讲稿，用
生吞活剥的“阶级斗争”之类的新概念、新名词装扮英国文学史，其中肯定有不少驴头
不对马嘴的地方。好在全班二十几个男女学生大多心不在焉，有的忙于谈恋爱，有的忙
于搞政治活动。也有几个真正热爱文学的男生找上门来，谈论Darkness at Noon（《正
午的黑暗》）和《一九八四》之类的作品，或是借阅我从美国带回来的小说。那些“思
想进步”的学生也找上门来，问我的个人经历，问我对新中国的印象。尽管萝蕤和兴华
都提醒过我，跟学生谈话要小心，我还是无拘无束地和他们交往，怎么想的就怎么说，
因为我还没学会讲假话，也没料到实话实说会有什么后患。
我对新环境的印象有好的，也有不怎么好的。八年前我去国时，全国战祸连年，政治腐
败，民不聊生。如今，人民显然安居乐业。外国租界都收回了，乞丐娼妓、大烟鬼都改
造好了。土改运动解放了农民，从根本上改变了社会结构。（当时我还不知道成千上万
的地主惨遭杀害。）无数仁人志士为之前赴后继的自由民主的新中国仿佛已经出现在地
平在线了。另一方面，人人都要穿灰布的毛装，喊同样的口号，重复同样的套话，绝对
服从各级党组织，这和自由民主有什么相似之处呢？我开始感到惶惑不安了。
2010年10月15日星期五
学哲学怎么了（转载自philo@bdwm）
Re: 学哲学怎么了（转载自philo@bdwm）
2010-06-16 15:23:00
原文：
学哲学怎么了
作者: 闻涓
2010-06-09 20:09:59
“怎么让孩子报哲学专业，你脑子进水了？你让你儿子学哲学，出来连工作都没有，连媳
妇都找不到！”说这话的是一位在思想文化领域工作近20年的处长，而旁边就坐着哲学系
毕业的我。本想与她争论：学哲学怎么了？我们单位很多人都是哲学专业的，还有两位总
编辑也是有哲学专业背景的。可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
（作者为北京出版人）
【南方周末】本文网址：http://www.infzm.com/content/46146
KO:
老夫总结一下自己的想法，大家猛拍吧。
中心思想：想从事哲学工作的好好学哲学，想利用哲学学到的东西从事其它工作的，请三
思。
我承认哲学比一些其它学科可能更深刻一些，但我确实觉得学哲学学到的很多东西，形成
的很多思想，只适用于在哲学工作上增砖添瓦，而无法让你在进入社会的时候或之后给你
带来什么。所以大家不要误解，我的意思是，如果你要进入社会和别人竞争，那么还是不
要指望哲学给你带来什么优势；当然这不意味着哲学白学了，她让你视野开阔思维深刻而
缜密。我只是想说，这些对于你进入社会啥的，没有太大“用”处。
哲学让人思维深刻，思考根本的哲理——是的，但找工作不需要这些，这些只能让你成为
另类。
哲学锻炼人的写作能力，适合从事行政工作——别迷信这个，工作中的写作能力来自多个
方面的锻炼，你写4年公文，比学4年哲学更有利于从事行政工作。
哲学让我学会讲清道理——没人理你。。。这个社会没人如你那般讲理。。。别人会认为
你吃饱了撑的
哲学好出国——很难出国。
学了哲学再学别的，绝对的游刃有余——真的么？没有任何帮助。你是聪明人就学什么都
快。
那如楼主转载所说，那个地方好多人都是学哲学的啊——那是80年代，那个时候哲学很热
门，而且包分配。
哲学能让人过的轻松——任何专业，只要想出成绩就很累，想混日子就轻松，投行很累开
网点很轻松，这和想好好学哲学很累，想混着做个老师挺轻松一个道理。
哲学好就业——扯吧。现在咱们系的博士也是大批的去教公共课或者还没找到工作。
哲学好当老师——不好意思，想去个正儿八经的学校，至少得是博士哦
……
所以我说，想搞哲学，那就认认真真做；而想利用哲学去从事别的行业，真的得三思。
2010-06-16 15:23:00
原文：
学哲学怎么了
作者: 闻涓
2010-06-09 20:09:59
“怎么让孩子报哲学专业，你脑子进水了？你让你儿子学哲学，出来连工作都没有，连媳
妇都找不到！”说这话的是一位在思想文化领域工作近20年的处长，而旁边就坐着哲学系
毕业的我。本想与她争论：学哲学怎么了？我们单位很多人都是哲学专业的，还有两位总
编辑也是有哲学专业背景的。可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
（作者为北京出版人）
【南方周末】本文网址：http://www.infzm.com/content/46146
KO:
老夫总结一下自己的想法，大家猛拍吧。
中心思想：想从事哲学工作的好好学哲学，想利用哲学学到的东西从事其它工作的，请三
思。
我承认哲学比一些其它学科可能更深刻一些，但我确实觉得学哲学学到的很多东西，形成
的很多思想，只适用于在哲学工作上增砖添瓦，而无法让你在进入社会的时候或之后给你
带来什么。所以大家不要误解，我的意思是，如果你要进入社会和别人竞争，那么还是不
要指望哲学给你带来什么优势；当然这不意味着哲学白学了，她让你视野开阔思维深刻而
缜密。我只是想说，这些对于你进入社会啥的，没有太大“用”处。
哲学让人思维深刻，思考根本的哲理——是的，但找工作不需要这些，这些只能让你成为
另类。
哲学锻炼人的写作能力，适合从事行政工作——别迷信这个，工作中的写作能力来自多个
方面的锻炼，你写4年公文，比学4年哲学更有利于从事行政工作。
哲学让我学会讲清道理——没人理你。。。这个社会没人如你那般讲理。。。别人会认为
你吃饱了撑的
哲学好出国——很难出国。
学了哲学再学别的，绝对的游刃有余——真的么？没有任何帮助。你是聪明人就学什么都
快。
那如楼主转载所说，那个地方好多人都是学哲学的啊——那是80年代，那个时候哲学很热
门，而且包分配。
哲学能让人过的轻松——任何专业，只要想出成绩就很累，想混日子就轻松，投行很累开
网点很轻松，这和想好好学哲学很累，想混着做个老师挺轻松一个道理。
哲学好就业——扯吧。现在咱们系的博士也是大批的去教公共课或者还没找到工作。
哲学好当老师——不好意思，想去个正儿八经的学校，至少得是博士哦
……
所以我说，想搞哲学，那就认认真真做；而想利用哲学去从事别的行业，真的得三思。
2010年10月14日星期四
(zz)兄弟我的经验是，不要相信新闻和教科书，只相信情报和档案中的历史
from http://www.douban.com/group/topic/12363762/
郑渊洁：1910年，马克.吐温去世。他死前留下一部真实自传，他在遗言中说100年内不出版此书。书中内容得罪朋友以及有损他的公众形象。100年过去了。今年，他的自传由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自传有如下内容：秘书莱昂对马实施催眠术，马将房产证交给了她。他还说“爱国主义是无赖最后的避难所”。感觉 100年定少了。
阿忆回复：兄弟我的经验是，不要相信新闻和历史，只相信情报和档案。
《档案馆里的历史》
文/ 阿忆
最近忽发兴致，大量翻看档案馆中的张作霖史料，却注意力很快转移，被邵飘萍和李大钊的死因所吸引。
张作霖打进北京、赶走段祺瑞和冯玉祥、控制民国政府，是1926年4月。教科书上说，这是北洋军阀的一次内讧。实际上，张作霖这么做，是因为段祺瑞放任冯玉祥，对外接受苏联红军的旨意，对内策应国民革命军北伐，民国政府面临严重危机，即将颠覆。这样看来，对南方国民政府而言，张作霖是北洋军阀中的枭雄，顽固维护旧势力，是革命的死敌，但在北京民国政府方面，张作霖是民族英雄，反对外国势力插手，赶走因三一八惨案而声名狼籍的段祺瑞，挽救合法政府于危难。
至于张作霖为什么要杀邵飘萍，历史课本简明扼要，说军阀害怕说真话的记者，疯狂残害知识分子。为什么杀李大钊呢，因为他是共产党，在北大宣扬共产主义。
说到此，不由得想起一件往事，忍俊不禁。
那是1998年4月，屠洪刚的公司要投拍大型系列电视专题片《中华英烈》，先做“北大篇”，我是总撰稿，把《李大钊》一篇先写成样本，由北大党史专家汇审，提意见。一位女老师率先发言，批评我不懂历史，一是把北伐军说成是国民革命军，她认为国民革命军是国民党部队在抗日时期的专有名称，20年代应该叫北伐军，二是我把李大钊写成国共两党的北方党务总指挥，她认为李大钊是共产党领袖，蒋介石和张作霖南北呼应，分头屠杀共产党，所以张作霖杀害了李大钊。
听着这番话，我半途已惊呆。如果她是中学历史老师，我尚能谅解，教学大纲如此，占有材料稀少，也只好简单地读解历史。但她是大学学者，居然一直寓于中学教科书的藩篱，可见教科书对人生的影响有多大！
其实，多如牛毛的史料均可证明，张作霖杀李大钊，是因为李大钊秘密策反冯玉祥，而且更多地，李大钊是代表苏联和国民党，劝冯玉祥哗变，以策应蒋中正北伐。不错，李大钊是共产党，但他更是苏联控制下的共产国际的代言人，以此秘密身份，一并指挥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北方党务。在张作霖看来，他是汉奸，替洋人做事，搜集国家军事情报，并勾结南方乱党，企图颠覆政府，罪当以死。
张作霖1926年4月进京，段祺瑞辞职，冯玉祥败走，李大钊率众进苏联大使馆避难，邵飘萍躲入六国饭店。警察抓李大钊不容易，却成功诱捕了李大钊的党羽邵飘萍，于兵荒马乱之际，草草枪杀。
罗章龙晚年曾披露，邵飘萍并非只是《京报》老板，而是“特别党员”，李大钊和罗章龙是他的入党介绍人。对这位杰出的报业巨子、记者、新闻学家、传媒事业的殉难者，历史课本和新闻教科书的介绍，同样是单线条的，没有多少人知道，他在妻妾成群的情况下，依然对嫖娼和吃花酒抱有始终不灭的兴趣，也没人愿意相信，他曾利用新闻报道，敲诈政敌，过着挥金如土的奢靡生活。
只有翻看史料才会知道，他是一个伟大的人，也是一个有严重缺陷的人。
李大钊就义，是1927年4月，那时，张作霖已平稳控制北方，所以对李大钊的审判并不像对待邵飘萍那样草率。查看北京档案馆的各种材料便会知道，李大钊并没有遭受传说中的严刑逼供，被揭掉指甲，用铁丝捅尿道，相反得到了很好的优待，他的供述详尽而完整，态度上十分配合和坦白。值得注意的是，李大钊认可死刑，但不愿接受枪决，希望接受绞刑。张作霖得知，批示拨款，订购了那台著名的绞刑架。
在档案馆里查阅历史文献，常常发现教科书是误人子弟，培育简单的头脑，所有复杂的背景、复杂的人物、复杂的事件，全部做了简单化处理，先遵循一种必须遵循的规律，再划分一好一坏两个阵营，好的特别好，一尘不染，坏的特别坏，一无是处，然后颂扬好人，鞭挞坏人。这些年，观察国人品评时事，常显出儿童般的思维水平，确实与这种失败的教育有关。
郑渊洁：1910年，马克.吐温去世。他死前留下一部真实自传，他在遗言中说100年内不出版此书。书中内容得罪朋友以及有损他的公众形象。100年过去了。今年，他的自传由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自传有如下内容：秘书莱昂对马实施催眠术，马将房产证交给了她。他还说“爱国主义是无赖最后的避难所”。感觉 100年定少了。
阿忆回复：兄弟我的经验是，不要相信新闻和历史，只相信情报和档案。
《档案馆里的历史》
文/ 阿忆
最近忽发兴致，大量翻看档案馆中的张作霖史料，却注意力很快转移，被邵飘萍和李大钊的死因所吸引。
张作霖打进北京、赶走段祺瑞和冯玉祥、控制民国政府，是1926年4月。教科书上说，这是北洋军阀的一次内讧。实际上，张作霖这么做，是因为段祺瑞放任冯玉祥，对外接受苏联红军的旨意，对内策应国民革命军北伐，民国政府面临严重危机，即将颠覆。这样看来，对南方国民政府而言，张作霖是北洋军阀中的枭雄，顽固维护旧势力，是革命的死敌，但在北京民国政府方面，张作霖是民族英雄，反对外国势力插手，赶走因三一八惨案而声名狼籍的段祺瑞，挽救合法政府于危难。
至于张作霖为什么要杀邵飘萍，历史课本简明扼要，说军阀害怕说真话的记者，疯狂残害知识分子。为什么杀李大钊呢，因为他是共产党，在北大宣扬共产主义。
说到此，不由得想起一件往事，忍俊不禁。
那是1998年4月，屠洪刚的公司要投拍大型系列电视专题片《中华英烈》，先做“北大篇”，我是总撰稿，把《李大钊》一篇先写成样本，由北大党史专家汇审，提意见。一位女老师率先发言，批评我不懂历史，一是把北伐军说成是国民革命军，她认为国民革命军是国民党部队在抗日时期的专有名称，20年代应该叫北伐军，二是我把李大钊写成国共两党的北方党务总指挥，她认为李大钊是共产党领袖，蒋介石和张作霖南北呼应，分头屠杀共产党，所以张作霖杀害了李大钊。
听着这番话，我半途已惊呆。如果她是中学历史老师，我尚能谅解，教学大纲如此，占有材料稀少，也只好简单地读解历史。但她是大学学者，居然一直寓于中学教科书的藩篱，可见教科书对人生的影响有多大！
其实，多如牛毛的史料均可证明，张作霖杀李大钊，是因为李大钊秘密策反冯玉祥，而且更多地，李大钊是代表苏联和国民党，劝冯玉祥哗变，以策应蒋中正北伐。不错，李大钊是共产党，但他更是苏联控制下的共产国际的代言人，以此秘密身份，一并指挥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北方党务。在张作霖看来，他是汉奸，替洋人做事，搜集国家军事情报，并勾结南方乱党，企图颠覆政府，罪当以死。
张作霖1926年4月进京，段祺瑞辞职，冯玉祥败走，李大钊率众进苏联大使馆避难，邵飘萍躲入六国饭店。警察抓李大钊不容易，却成功诱捕了李大钊的党羽邵飘萍，于兵荒马乱之际，草草枪杀。
罗章龙晚年曾披露，邵飘萍并非只是《京报》老板，而是“特别党员”，李大钊和罗章龙是他的入党介绍人。对这位杰出的报业巨子、记者、新闻学家、传媒事业的殉难者，历史课本和新闻教科书的介绍，同样是单线条的，没有多少人知道，他在妻妾成群的情况下，依然对嫖娼和吃花酒抱有始终不灭的兴趣，也没人愿意相信，他曾利用新闻报道，敲诈政敌，过着挥金如土的奢靡生活。
只有翻看史料才会知道，他是一个伟大的人，也是一个有严重缺陷的人。
李大钊就义，是1927年4月，那时，张作霖已平稳控制北方，所以对李大钊的审判并不像对待邵飘萍那样草率。查看北京档案馆的各种材料便会知道，李大钊并没有遭受传说中的严刑逼供，被揭掉指甲，用铁丝捅尿道，相反得到了很好的优待，他的供述详尽而完整，态度上十分配合和坦白。值得注意的是，李大钊认可死刑，但不愿接受枪决，希望接受绞刑。张作霖得知，批示拨款，订购了那台著名的绞刑架。
在档案馆里查阅历史文献，常常发现教科书是误人子弟，培育简单的头脑，所有复杂的背景、复杂的人物、复杂的事件，全部做了简单化处理，先遵循一种必须遵循的规律，再划分一好一坏两个阵营，好的特别好，一尘不染，坏的特别坏，一无是处，然后颂扬好人，鞭挞坏人。这些年，观察国人品评时事，常显出儿童般的思维水平，确实与这种失败的教育有关。
2010年10月13日星期三
(ZZ)我无家可归，因此我用 iPad
http://www.ifanr.com/22707
我无家可归、完全没有家、彻底破产……但我还是有 iPad 和微星 Wind u130 上网本。我觉得这些是必备工具……没家在当今世界没什么大不了的，拥有通往整个世界的互联网倒是非常重要。
选择
我是自己选择成为流浪汉的，我在洛杉矶或卖或送的处理了自己的全部家当，搬到巴黎。我的旅行签证已经过期，在这里属于非法逗留，但我依然只在自己想的时候工作，过着安逸的生活。但如果我需要和别人取得联系，不论是联系朋友还是向巴黎公交部门抱怨票价，都离不开麦当劳的 Wi-Fi。
笔记本电脑和 iPad 在其它方面也很方便……我常在聚会上借助 iPad 当 DJ，在公园用笔记本电脑写书或拨打 Skype 电话。依靠 Skype、Google Voice、一些网站和 iPad 程序，我在过去半年里没付过一分钱国际长途话费和短信费。Google Ads 给我带来了一些收入，网络工作、自由写作让我从不需要忍饥挨饿。如果没有笔记本电脑，这些都不可能实现。
后勤
我用太阳能充电器给 iPad 充电，这充电器是我在 Craigslist 网站用一个旧 MP3 换来的。笔记本电脑基本都是在去电器店时充。麦当劳提供了很多免费的 Wi-Fi 热点，而且他们一般不介意你多坐一会儿。而且你可以在线订购麦当劳的食物，然后在柜台拿……这就是有形的流浪生活！至于充电频率，微星和 iPad 的电力都很出色，我平均每三四天才去充一次电。
谈到订购，现在有可充钱的 Visa 卡，我经常用。一来这样可以避免汇率问题；二来我表演魔术、当 DJ 收到的一般都是现金，我可以在 Virgin Megastore（欧洲的一家连锁家电卖场）把钱存到卡上。
我没有手机……因为我不需要。洛杉矶有很多流浪汉用手机，在长发下戴蓝牙耳机，看起来像是自言自语……我没问过他们是为什么要手机和耳机、又是怎么搞到的。
通信
我用 iPad 版 Skype 和 Google Voice 通信……巴黎每个公园基本都有免费的 Wi-Fi。用它们打给法国的移动号码基本都免费，Google Voice 则让我可以接到电话。我只需要花点时间通过 Skype、SIP、iPad 注册一些服务。Gizmodo、Lifehacker 等几家 Gawker 网站在这方面很有帮助。
在我没连上 Wi-Fi 的时候如果有人想联系我会很困难。我选择这种生活是因为我不为他人而活、不想浪费时间。我会在自己想打的时候打回去。
笔记本电脑和 iPad 带来了无与伦比的灵活性。说实话，尽管我曾为苹果公司工作过，但 iPad 的 Wi-Fi 信号接受能力真是糟透了。而且这两样东西都很小，可以放进不离身的小包里……那包里还有牙刷和我的 Zippo 牌的幸运打火机。
人们的反应
有意思的是，巴黎热衷科技产品。我碰到的很多人都问我觉得 iPad 哪儿好……当我说自己靠它过活时，他们的反应很有意思。人们看到电子玩物时都倾向于把你当作一个人来看待，而不是出来骗人、讨钱的瘾君子。我猜这和心理学有什么关系吧。
笔记本电脑在建立信誉方面也有很多助益。我靠写作谋生，虽然过去几个月有点困难。通过笔记本电脑展示作品比自己潦草的笔记本看起来更专业……不过我还是留着自己的笔记本。
自由鸟
最后，因为我经常移动、有互联网可用，我不太需要家。我这样的人其实挺普遍：我们被称为永久旅行者。
我们背包、搭车环游时间、用笔记本电脑工作在私占的住宅或 CouchSurfing、Hospitality 俱乐部这样的地方与其他永久旅行者碰头。也就是说，按照传统定义我们是流浪汉（Homeless），冬天到来我们就南下。上周我搭便车到了法国南部，一整周都带来嘎纳和尼斯的沙滩上。再过两周我可能就到了伦敦。这绝对是一种很有趣的生活方式。但你也得跟得上音乐、电影、科技、政治的最新趋势。如果碰上当地经济不景气，最好继续迁移。
我认为人们不应该把流浪汉等同于疯子、邋遢鬼、破产者或别的任何形象。弄一部笔记本电脑并不难，房子？试试看吧。放弃的时候记得跟我说一声。
2010年10月4日星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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