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Z) 海外大陆人申请台湾护照及旅行证的想法 II.

From http://www.bbkz.com/forum/showthread.php?t=245181

这个贴子里谈到了一些，http://lkcn.net/bbs/index.php?showtopic=161126

A.看了大家的讨论 主要在于入籍之后不能合法的免签去中国的问题
我实践了一个合法的方法 不过似乎麻烦点
申请 中华人民共和国旅行证

大陆居民在海外呆满4年或者取得永久居留权2年 就可以申请 中华民国(台湾)护照
原帖地址: 背包客栈自助游论坛 http://www.bbkz.com/forum/showthread.php?p=1638673
在第三国有永久居留权的 中华民国(台湾)护照持有人 可以申请 中华人民共和国旅行证

中华人民共和国旅行证 2年有效 不限次入境 不限拘留时间 出入境不验第三国签证(事实上 旅行证无法获取任何第三国签证)
但是: 中华人民共和国旅行证只能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外使领馆申请 换发 不可延期
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旅行证入境中国的人视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 不享受外国人或台湾人待遇

我去年申请了旅行证 回国了两次 没有任何麻烦 不过据同事讲 她出境时被要求出示中华民国(台湾)护照
中华民国(台湾)是承认双重国籍的 所以在入籍其他国家之后不用担心护照没有

最后 补充一句 现在据说背页加盖'新'字样的中华民国(台湾)护照 不给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旅行证了
所以想这么办的要提早行动了 因为根据'大陆居民在海外呆满4年或者取得永久居留权2年'得到的中华民国(台湾)护照背页加盖'新'字样 要1年之后才换发没有盖'新'字样普通护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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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第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申请中华民国护照，名义上是“叛国投敌”。呵呵。为什么这么说？申请中华民国护照后，要放弃并上缴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等于你没中国护照了，失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

第二，凡是“叛国投敌”成功的，具有外籍，例如英国国籍者等，申请中华民国护照，法律上是可行的。但是申请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台胞证）是不可行的。为什么？

A，以上面各位大侠给的链接，和我的理解，申请中华民国护照，会另外在中华民国护照上加一条，“侨居”。等于不享有台湾居住权，没有台湾户籍，就是个旅行证件而已。能去台湾住和工作吗？我想不行吧。

B， 我想大多数英籍华人的意思是想申请台胞证。但是没有台湾户籍，等于没有台湾身份证。只有旅行证件，即“中华民国护照”者，而没有台湾身份证，是申请不到台胞证的。请参见：
http://www.ctshk.com/zhengjian/taiwan.htm

备注，这个和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回乡证）近似，要有当地户籍，才会有身份证，有身份证才能申请。申请回乡证，台胞证需要身份证，而不是用护照，不能用旅行证件。理由很简单，护照是出国用的，台湾人，港澳人理论上是中国人，不看护照，看身份证。

(ZZ)海外大陆人申请台湾护照及旅行证的想法I.

http://www.bbkz.com/forum/showthread.php?t=245181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法在１９８０年９月１０日通过并实行,第三条说”中华人民共和国不承认中国公民具有双重国籍”,此条文造成非常多的海外人士许多心理上的决择,因为事业上要在海外发展,但又因为家庭在中国,一但放弃中国国籍会在生活上与心理上造成很大的伤害与不便.在此我想到了一个既可以加入外国国籍却又可以合法保留中国国籍的办法,提供给大家参考。

中华民国(台湾) 护照条例施行细则第18条说到:
第十八条
在海外之大陆地区人民，符合下列情形者，得经驻外馆处转请主管 机关依本条例第九条但书规定许可后，持用普通护照： 一、 已取得当地永久居留权；当地无永久居留制度，须取得长期 居留资格且能继续延长居留者。 二、 旅居海外四年以上；或已在取得该居留权国家连续住满二年 以上；或为台湾地区人民之配偶，结婚已满二年或已生有子 女。 三、 有政治、经济、社会、教育、科技、文化、体育、侨务、宗 教或人道之特殊考虑。 前项大陆地区人民首次申请普通护照，应备护照用照片二张及下列 档： 一、 普通护照申请书。 二、 当地永久或长期居留证正本及影本各一份，正本验毕后退 还。 三、 大陆地区所发护照影本或身分证明文件。 四、 其他相关证明文件。 前项普通护照之效期为三年以下，护照末页应加盖新字戳记。第一 项大陆地区人民领取普通护照时，应将大陆地区所发护照缴销。”
大陆地区人士取得外国永久居留权后,马上就可以向台湾驻外办事处申请中华民国海外护照,留学生或在海外劳务者只要连续居留两年以上(720天),或是离开中国大陆地区4年以上,均可申请,其申请的中华民国海外护照有效期为3年。
原帖地址: 背包客栈自助游论坛 http://www.bbkz.com/forum/showthread.php?t=245181

大陆地区海外人士取得台湾海外护照的好处:
1. 可合法保留中国国籍及海外国籍,成为双重国籍的公民.
2. 台湾护照可前往60多个国家免签或落地签证(美国关岛及北马群岛除外)

取得台湾海外护照后如何返回中国大陆?
取得中华民国海外护照后可以向各地的中国大使馆申请”中华人民共和国旅行证”做为返回中国大陆的旅行证件,其有效期为2年,在有效期内可多次无限制的出入中国大陆并居留。


申请了中华民国海外护照可以前往台湾定居或旅游吗?
持中华民国海外护照在台无户籍人士欲前往台湾旅游及定居,需事先向台湾驻外办事处申请,每次停留时间为3个月,可延期一次。


附件: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法 http://www.gov.cn/banshi/2005-05/25/content_843.htm
2. 中华民国护照条例细则
http://www.boca.gov.tw/ct.asp?xItem=3007&ctNode=368&mp=1
3. 中华民国国民适用以免签证或落地签证方式前往之国家或地区
http://www.boca.gov.tw/ct.asp?xItem=1335&ctNode=270&mp=1
4. 申办中华人民共和国旅行证
http://big5.fmprc.gov.cn/gate/big5/www.fmcoprc.gov.hk/chn/lsfw/zgrzj/t140231.htm
5. 申请入台许可证
http://www.immigration.gov.tw/aspcode/show_menu22.asp?url_disno=20

(ZZ) 学院的老师们教我怎么多生几个孩子

From Phd@BDWM

全家旅游，从经费里面报销，到有熟人的城市，在当地报案：孩子丢了
回来把报案证明给派出所出证明，再领一个生育指标
第二个孩子上幼儿园了，再次全家旅游，从经费报销，还去那个地方
回来报告：孩子找到了
据说计生办的女老师已经这样生了三个了

(ZZ) 创伤记忆与雪耻型民族主义

● 刘擎


在当今中国的公共论述中，“民族主义”语词不断敲打着时代精神的敏感神经。无论
是对具体事件的直觉反应，还是在理念层面上的立场言说，与此相关的争论都呈现出激烈
的分歧甚至攻击，公众意识在此出现了两极化的对垒。在分裂谱系的一端，民族主义被写
在信念的旗帜上，发出悲壮的召唤；而在另一端，民族主义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象征
着蒙昧与灾难。我们似乎被置于一种强制性的审问：是放弃还是坚持民族主义立场？而答
案似乎是如此至关重要。对一方来说，这是检验“爱国”与“卖国”、“忠诚”与“背叛
”、“英雄”与“败类”的试金石；而对于另一方，这意味着对“开放”还是“封闭”、
“文明”还是“野蛮”、“和平”还是“暴力”的抉择。民主主义正在成为一种令人焦虑
的话语力量。

在这样的背景下，任何对于民族主义的论述都将遭遇极度的困难。这不只因为民族主
义本身具有格外复杂多样的理论内涵与历史实践形态，也因为每个论者都无可避免地要面
对自身的焦虑。因此，任何论述都至多是一种尝试性的辨析与探讨。而那种企图弥合分歧
、化解义愤的努力虽然不无必要，都可能是一种不自量力的自负。

一． 创伤记忆的复活

以赛亚•伯林说，民族主义“常常是创伤的产物”，并特别指出，如果俄国人没有被
西方视为野蛮的大众，中国人没有在鸦片战争或更普遍的剥削中受屈辱，他们不会轻易接
受极端的观念。但是，历史记忆具有特定的选择性，只有在当下的语境中重新建构之后才
能构成一种有力的叙事。设想一下，对于一个正统的汉民族主义者来说，最为深重的历史
创伤是千百万“汉人”曾在长达270年的时间里沦为满人的“亡国奴”，还有什么比这样
的奇耻大辱更令人沉痛的历史记忆吗？实际上，从“反清复明”的先驱义士到孙中山的革
命同盟，一直坚持着激昂的“排满”诉求，这种民族主义的斗争叙事持续了几百年，并直
接促成了中国作为现代民族国家的诞生。然而，如今电视剧中那些连篇累牍的关于大清皇
帝们丰功伟绩的故事，却丝毫不会激发我们的民族主义激情。因为历史变迁了，“满人”
早已融入中华民族的大家庭，排满主义的义愤已经被化解、被超越而最终被遗忘了。

历史的“创伤记忆”只有在新鲜伤口的刺激下才会重新复活。今天的民族主义义愤主
要指向西方（尤其是美国）与日本。从中国大使馆被美军轰炸、到南海的飞机相撞、到最
近日本公司职员在珠海的集体嫖娼等一系列事件，中国人感受到直接的、当下的耻辱体验
。这种新的屈辱感选择性地激活了另一种创伤性的记忆——从鸦片战争、甲午战争直到日
本侵华战争所遗留的历史伤口，而作为这一历史记忆的中心象征——火烧圆明园以及南京
大屠杀等事件——散发着格外血腥的气息。于是，“新仇”接续“旧恨”构成了悲愤性的
民族历史叙事。但是，创伤记忆还只是民族主义勃兴的一个源头。与此平行的是另一种民
族记忆，那是以“强汉盛唐”的辉煌传说为代表的历史叙事，它唤起我们对往昔的强盛、
骄傲与尊严的深切缅怀，并激发出对未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热烈想象。创伤记忆与
复兴想象，这两种叙事共同建构了当代中国民族主义的气质形态，可称之为“雪耻型民族
主义”——以重返远古时代曾经的辉煌来彻底洗刷近代以来的屈辱。

民族主义话语不只是一种集体宣言，同时也为日常经验提供了一种可能的认知框架。
在这种叙事所支持的阐释图景中，所有个人的遭遇只要涉及异族外邦就不再是个孤立的、
意外的和偶然的，都与文化、政治、军事与经济的结构性压迫相联系。来自外企上司的傲
慢言辞，被拒绝的签证，在海关遭遇的“特别问询”，甚至目睹那些出入高级宾馆的异族
男人身边伴随着迷人的中国女人等等最些微的不良感受，都会激发悲愤的民族情绪，可以
毫不迟疑地与奥运会申办的落选、与大使馆被炸、与中国公民在国外被警察殴打等等“整
合”起来，生成逻辑一致的整体性耻辱感。我们在20世纪初郁达夫的私性小说《沉沦》中
已经看到了这种阐释的原型。小说中那位苦闷的青年主人公在日本妓院遭受冷遇之后，发
出了强劲的民族呐喊：“中国呀中国！你怎么还不强大起来！”，“祖国呀祖国！你快富
起来！强起来吧！你还有许多儿女在那里受苦呢！”。借助于民族主义的解释逻辑，个体
的不幸遭遇将得以与民族的苦难命运有机地合为一体，由此超越了个人的卑微感，上升为
一种悲壮体验。而日常经验与抽象理念互为增援，不断地加固了民族主义宏大叙事的建构
。

尤为重要的是，骄傲与创伤的双重性反差会产生一种激增性的循环反馈：对雪耻的诉
求越强烈，就越容易被外来的冲击所挫伤，而越发深重的屈辱感将会唤起更为迫切的复兴
渴望。因此，雪耻型民族主义具有一种持续的内在紧张，宛如一个允诺已久却迟迟未临的
狂欢高潮，令人焦虑不安。实际上，我们每个人都处在这种集体性的焦虑之中。无论是拒
绝还是坚持，民族主义是特定历史的造物，也是我们共同的地平线。虽然民族国家是“想
象的共同体”，但安德森所说的“想象”并不意味着虚构。自由主义思想家伯林也从不否
认民族认同的重要意义。当这种认同不能被充分达成的时候，焦虑是无可避免的。即便那
些民族主义的极端反对者，或“民族虚无主义者”也是如此。那些诸如“宁愿再被殖民三
百年”或者“解散中国”的鼓吹，正是试图以一种自虐性的狂热（齐泽克所谓的“反升华
压抑”）一劳永逸地解脱这种焦虑。如果我们无法摆脱民族主义，真实的问题是我们怎样
对待民族主义。

二．雪耻焦虑与复仇主义

对于民族主义的理论研究呈现出相当复杂的线索。思想史家曾辨别了“文化的”、“
政治的”和“尚武的”等不同形态的民族主义，分析它们各自的不同特征以及形成与转化
的条件。也有论者批判了那种对“世界主义”（cosmopolitanism）文化与政治的天真幻
想，着眼于开掘民族主义的积极意义——对现代国家诞生的必要性、在历史上对自由与民
主事业的促进以及对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许多审慎的作者试图通过区别“好的”与“坏
的”的民族主义类型来避免其可能的危险。例如，在民族主义之前冠之以“开放的”、“
理性的”，“稳健的”和“温和的”等限定词，以区别于“狭隘的”、“狂热的”、“侵
略性的”与“极端的”民族主义。在纷乱的理论丛林中，我们或许可以发现两个共识性的
见解。首先，民族主义的具体形态取决于民族自身的历史特征、外部环境的条件以及国家
话语导向等因素。其次，某种特定类型的民族主义是格外危险的，与侵略与战争具有紧密
的亲缘性。

“复仇主义”（Revanchism）或许是最值得警惕的一种危险形态。这一名称源自于法
语“revanche”，在1870年代的法国开始流行使用（其背景是1871年普法战争中法国失去
阿尔萨思与洛林），用来描述一种旨在夺回战争中丧失领土的政治运动。复仇主义诉诸于
一种集体性的欲望：征服敌人来恢复民族的尊严、重获地缘政治的统治地位或者经济优势
。极端的复仇主义者主张战争是唯一有效的手段来实现民族的抱负。但是，最深刻的危险
不仅仅在于它对战争的狂热或者说反人道主义的立场，而在于它极大地封闭了民族的政治
想象与智慧的空间，最终成为一种自我颠覆的运动，将民族引向更为深重的灾难与自我毁
灭。虽然，从近百年的历史经验——包括两次世界大战、长达半个世纪的巴以冲突以及巴
尔干半岛的民族争端——来看，几乎没有任何一个复仇主义主导的民族运动实现了其声称
的抱负，但复仇主义仍然具有极大的蛊惑力与煽动性。

美国在911事件之后的反恐话语与战争策略表现出相当程度的复仇主义倾向，为我们
提供了一个可资警策的例证。美国由于缺乏单一民族国家那种以共同血缘、人种和语言为
基础的民族认同，在流行的见解中被视为最少民族主义色彩的国家。但实际上美国具有一
种特殊形态的“理念型民族主义”。美国政治学家李普塞在论述“美国例外论”（
American Exceptionalism）的名著中指出，美国是世界上唯一的建筑于“信条”（
creed）的国家，这包括自由、平等、个人主义、平民主义和放任经济等一套美国价值。
其民族认同依赖于这套理念，而不是德国式的“血缘与土地”。因此“成为一个美国人”
不是出生的问题，而是对理念的承诺。亨廷顿也认为，美国的民族主义是一种理念型的，
它并不宣称美国人民比其他人民更优越，而是通过宣称美国的理想比其他理想更伟大来证
明自己。这种特殊类型的民族主义时常会显示出悖论性质。华裔学者裵闵欣不久前发表文
章指出，强烈的爱国情绪甚至能够认可“焚烧国旗”的行动。这种损毁国家象征符号的“
反美”行为，却因为其本身作为“自由表达”的行动而肯认了美国的核心价值理念，甚至
得以转变为“爱国的”行动。然而，理念型民族主义并不天然地豁免于转向复仇主义。当
911事件使这个幸运的国家第一次蒙受巨大的创伤，当布什的国家话语将这种创伤反复阐
释为“美国自由价值”遭遇的毁灭，“伟大的美国理想”与“被毁灭的美国价值”，建构
了类似的双重性叙事，同样会激发集体性的雪耻冲动。在某种意义上，“解放伊拉克”可
以被看作一种理念型的复仇主义行动，让美国的价值理念重新获得其普世主义的尊严。然
而，即便像美国这样强大的国家，一旦放弃可能的政治途径而转向以战争解决问题的复仇
主义，同样会陷入自我颠覆的命运——美国价值的优越性从未像今天这样受到普遍的怀疑
与攻击。就此而言，无论今后反恐战争的局势将如何发展，作为雪耻行动本身已经失败了
。

美国的经验显示，复仇主义的危险可能发生在任何民族。这对中国的民族主义者来说
未必没有警示作用。在当今中国的雪耻话语中，尤其在网络论坛最为极端的呐喊中，我们
的确可以察觉某种复仇主义的暗流。但是，我们是否可能“来一次东京大屠杀”来雪“南
京大屠杀”之耻？是否可能以“日本是劣等民族”来回应“支那劣等民族”论？以我对你
的仇杀来血洗你对我的蹂躏、以野蛮来应战野蛮、以卑劣来抗拒卑劣，这不是雪耻，而是
堕入耻辱的深渊。这或许可以满足某种嗜血的低级本能，但唯独与我们集体的尊严无关、
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无关。如果说民族主义旨在恢复本民族的尊严与骄傲，那么复仇主
义是自我颠覆的、反民族的“伪民族主义”。

“雪耻”总是具有某种非理性的激情成分，这本身并无可指责。无论是个人还是共同
体，完全摒除激情的生命既不可能、也丧失了意义。但无论何等伟大的良知与感情诉求，
都只有依靠理性的政治才可能付诸实践。雪耻型民族主义并不注定导致复仇主义，其内在
焦虑也有可能在不断的民族成就中获得缓解。而要达成雪耻，也不得不依赖于政治的审慎
与智慧。否则将沦为粗鄙的复仇主义而走向自我毁灭，而自绝于民族的尊严、骄傲与光荣
。

（原载《书城》2004年12月号）

(ZZ)中国统一之利弊

杨小凯

Baechler (1976，页 77 --- 113) 在其名著「资本主义的起源」中指出「资本主义扩张
源于政治上的无政府主义」 (页77)。他指出资本主义发展的表面原因似乎是市民社会从
国家解放出来，但其更大的历史背景是同一文化下，敌对主权国家之间的分裂与竞争，这
使得政治多元化局面限制了每一政治权力，因而使经济得以解放。这种政治多元局面使得
各种不同的政治试验以在较短时间同时进行，因而使得有利于提高国家实力的制度被发现
，采用和被创造性模仿。但是，他也指出，这种同种文化长期分裂为不同主权国家的现象
在历史上是概率不高的奇迹。因为每一政治权力都有无限扩张的趋势。而中国式的大一统
局面发生的概率反而较高。

他承认欧洲同一文化分裂成不同主权国家的政治多元局面是一个很难解释的谜。但他也作
了一次初步的猜想，第一个条件是教会与国家之间的竞争使得国家权力受到制衡不能无限
扩张。第二是地中海和英伦海峡特别的政治地理环境有利独立国家和独立城邦之间经商却
不易武力统一 (正像台湾海峡的政治地理特点)。第三个原因是欧洲发达的封建制度，使
地方封建主得以制衡政府的权力。

Macfarlane (1988)， Jones (1981)， North (1981，1994) 都有持类似观点。这些作者
分析欧洲在同一基督教文明下的政治分裂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意义时主要指出如下一些好
处。

同一文化下的政治分裂给了地主绅士和新的资产阶级可乘之机，易于利用国与国之间的权
力争夺取得独立地位，使资本主义得以发展起来。欧洲历史上很多自由城邦都是利用国王
之间争权夺利取得自由城邦地位的。其中以荷兰的阿姆斯特丹利用西班牙与普鲁士之间的
权力争夺早在十五世纪就取得自由城邦地位为代表。自由城邦不但是资产阶级发展的基地
，而且是欧洲形成城邦之间长距贸易和统一欧洲市场的基础。而按 North 的看法，这个
十五世纪形成的市场是工业革命的基础。中国历来没有自由城邦，城市都是政治中心的附
属物。直到近代香港成为自由城市，其自由城市的地位在一九九七年后能够维持，也要靠
中英之间的斗争，台湾与中国大陆之间的政治竞争及对香港自由城市地位的有力支持。

第二，同一文化下的政治分裂会大大增加制度试验的多样化及效率。如果政治分裂是发生
在不同文化之间，其促进制度试验的浆果就不会很显著。用中国俗语而言「同行生嫉妒」
，这嫉妒越是在同行之间越强烈，而这种嫉妒的强烈一方面会鼓励标新立异，试验不同的
制度，另一方面对成功的制度有极大的创造性模仿的压力。例如英国的一整套制度 (自由
企业，开办企业不要批准，专利制度，自由贸易，将王室财务与国家银行分开，十八世纪
撤销一系列政府管制和规例，例如撤销对高利贷的管制，废止对工艺、学徒制的管制，对
外贸及移民的管制，废除谷物法，废除中世纪留下的保护主义法令等) 只花了五十年左右
就被欧陆创造性地模仿。但香港在亚洲的成功，却至今没有被中国大陆成功模仿 (大陆办
企业仍要政府批准，外贸企业的成立仍要许可证，自由贸易和议会民主更是非常遥远)。
这种模仿速度的差别当然是因为英法之间文化相近，而中国人总认为英国式的制度不合中
国「国情」，也就是中英不太像「同行」。
但法国被迫模仿英国，却有意标新立异，比如拿破仑法典在废除等级特权方面就超越英国
制度。法国在拿破仑时代发展起来的现代大学制度故意与英国教育制度背道而驰，强调工
程和科学的正式训练，使其在第二次工业革命中后来居上。英国的教育制度在工业革命第
一波中曾成功将资产阶级吸纳入上层社会，但法国的国民教育制度完全打破等级概念，使
英国制度相形见拙。英国吸纳资产阶级入上层体制虽增加了社会流动性，但却使企业家贵
族化，反而在工业革命第二波中被法国超过。

将这一起一落与十一世纪至十九世纪初英法地位的起落比较， 可以看出这种「同行生嫉
妒」机制对经济发展的重要影响。英国的制度是与整个欧陆非常不同的制度。 不但普通
法与欧陆的罗马法完全不同， 而且政治权力通过封建制而分散化比欧陆要彻底。 普通法
由于不是政府立的法， 而是诉讼各方在公正条件下吵架吵出来的法律，加上衡平法
(Equiteng Law) 的实施， 确定了在何种条件下， 新个案可以推翻过时的个案，所以成
为世界上适应性最强的一种法律制度。

这种制度在十五世纪前的欧洲是被人瞧不起的。就像本世纪初的中国人根本瞧不起泰国一
样。要不是英伦海峡的隔绝作用，要不是欧洲的政治分裂，英国制度和意识形态绝不可能
在八百年内成为欧洲和世界的主流意识形态和制度。
上文引到的几位作者都提到，欧洲的政治分裂使得新思想和异端邪说有处可逃，而中国的
大一统相当于儒家一党制，异端邪说无处可逃。而中国文化思想最灿烂的时期往往是政治
分裂时期。

分裂国家之间的制度的差别还创造出比较利益和贸易的好处。例如英国人在技术发明方面
不强 (由于英国教育不强调严格的工程和科学训练)， 但却很鼓励将聪明变成商业性的产
品 (由于专利制度，自由企业制度，普通法有效地保护私人财产)， 所以在工业革命前从
欧陆进口了很多发明思想 (欧陆的制度使这些思想难以商业化)， 然后变成商业性的新技
术出口。

按照 North (1994) 的看法，意识形态和信仰系统决定行为准则和道德规范，这些决定政
治制度，政治制度影响法律和经济制度，它们又影响经济发展的表现，而经济的表现好坏
在一个政治分裂的环境中会在统治者之间产生极大的生存竞争压力，因而会反过来影响意
识形态和信仰系统 (Belief System)。这个反馈炼条中，如果分裂的政治实体之间文化相
同，则竞争压力越大，所以经济表现对意识形态的反馈影响也越灵敏，所以社会意识形态
和制度演进也会快。 North 指出很多亚洲国家相当成功地模仿了西方法律制度，但却不
模仿政治制度，也没有吸纳西方的意识形态，但法律是由政治制度，行为和道德准则决定
，而这些又由意识形态决定。所以光仿真技术，硬制度，其效果可能不会如预期那么好。
而意识形态和信仰系统的变化会比硬制度慢得多。

由于制度试验的可能性远远超过人类的想象力，所以同一文化形成子文化分支，是保持制
度试验多样化的条件。子文化分野往往可以限制政府权力的无限扩张。例如欧洲语言文学
的不统一就成为民族国家抗拒政治统一的强有力武器。

而安格鲁 --- 萨克森 (英国) 文化分叉为美国子文化，英国子文化，加拿大、澳洲、新
西兰子文化也使英国同一文化下，政府制度，税制和其它制度的试验多样化 (例如澳洲没
有消费税，新西兰将主要政府部门职能改成由公司管理了)。 因此，安格鲁萨克森文化下
的政治分裂成为此文化在世界上占优势的一个原因。

英法之间在工业革命前后人均收入差别增加到 40% 时，政治压力就极大，而当今中国大
陆与欧美人均收入相差十倍，压力也不如英法竞争那么大，这当然是因为中国与欧美文化
差别造成的隔绝竞争作用。今天如果湖南与广东是两个国家，他们之间的人均收入差别已
在一倍左右，竞争压力当会非常强。但湖南广东由于不是主权国家，它们也没有能力对此
竞争压力作强有力的反应。

从这些分析看，中国文化分裂为多枝子文化，并由多个以中国文化为背景的政治实际合作
载体应该是中国文化昌盛的一个条件。子文化分枝往往是独立主权国家形成的条件。英国
文化的分枝现象也以创造子文化认同为基础。这种子文化认同有一些基本条件。第一是文
字、字典的可识别性。例如，美国有意将原来差别不大的美式英语与英国英语加大差别，
在世人面前建立起美式英语与英国英语两个字典系统。澳洲与新西兰也以用英语为他们的
子文化标识。

政治制度的独特性，对共同政治事件的共同独特感情，与其它国家相异的电视网，军队，
警察，大众媒体网络，教育制度，教材，货币，股市，等等都能成为独特子文化的标识。


以这些条件来分析，台湾中国文化与大陆中国文化已经不可逆转地形成了两个互相区隔的
中国子文化。台湾文化与大陆中国文化之间的差别要比美国文化与英国文化之间的差别大
得多。第一是台湾与大陆的字典差别比英美的差别大很多倍。简体字与繁体字的差别已使
海峡两岸的字典完全不同，经过几代后，也不再可能合成一个字典。政治制度，法律制度
的差别更不用说。对一次政治事件，两岸人民很少有共通的感情。比如高雄事件，大陆人
民会毫无感情，而对清查五一六运动，台湾人民会毫无感觉。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入联合
国和李登辉访问美国，两岸人民的感觉可能完全相反。

因此从长远而言 (以英国文化为世界主流文化所花的九百年为测度单位)， 台湾的中国子
文化从中国大陆文化分野出去是中国人的一大幸事。这也是概率极低，但却极为珍贵的历
史事件。加上新加坡的中国文化分枝，香港的中国文化分枝，中国文化至少已有了四个子
文化分枝。可惜的是香港中国子文化有可能在一百年内被中国大陆子文化同化。

香港的中国子文化可说是盎格拉 --- 萨克森文化与中国道家、儒家文化的结晶，新加坡
文化是盎格鲁 --- 萨克森文化与中国法家、儒家文化的结晶，中国大陆文化是马克思主
义及法国文化与中国儒家法家的结晶。台湾中国文化是比较正宗的中国儒家道家文化在响
应西方挑战演化出来的。如果当年春秋战国的局面能延续上千年，中国的一次极优秀文化
分枝 (例如强调科学的墨家) 也不会失传。东亚的大陆政治地理大概是这种分裂难以维持
的原因。大陆便于武力征服，在无汽车时，贸易的交易成本却非常高昂。

下面我们来讨论一下中国统一的好处。这当然与欧洲不统一的坏处有关。欧洲的不统一虽
然使制度创新的可能性大大提高，也使意识形态与经济表现之间的反馈更灵敏，但却使战
乱连绵。两次世界大战都源于欧洲，更不要提历史上的十字军东征，三十年战争，等等使
人民生灵涂炭的事件。但这却是欧洲人尊重多元政治文化，容忍异端邪说的意识形态比亚
洲早形成的条件。加上十九世纪后形成国界不可侵犯和国际秩序的概念及制度 (例如神圣
同盟，国联，联合国，各国的民主制度)，因此欧洲的政治分裂在今后可能并不是战乱的
主要原因。特别是伊拉克战争之后侵犯国界要受罚，就像偷东西要受罚一样已形成全世界
都接受的意识形态。因此硬制度也有了意识形态和信仰系统的支持。政治分裂造成的战乱
在海湾战争后的时代大概会成为一个不太令人担忧的问题。
但是欧洲早在上世纪就形成的「住民自决原则」及其它欧洲冲开形态在亚洲并未被广泛接
受，特别是这一原则根本不是台湾和大陆的主流意识形态，所以台湾大陆分裂仍可能成为
战争发生的原因。这的确是台湾政治和经济发展的一个限制因素。台湾也只能在坚持中国
统一的原则下减轻这个限制因素的负面影响。如果将来「住民自决原则」成为亚洲的主流
意识形态，则台湾被迫用「统一」的承诺来自保国际安全就会成为不必要。但正如
North 所言，意识形态的变化比硬制度的变化要慢得多，即使中国大陆实现了民主政治制
度和保护私有财产的法律制度，「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住民自决原则」「
LaissexFaire」，这些英国意识形态可能还不会真正被中国人接受。

因此在看得见的未来，台湾海峡两边都会用「统一中国」这个概念来保持台海和平的安全
。

欧洲政治分裂的另一个坏处是要第二次在大战后才看得出来。第二次大战后，由于美国利
用巨大国内统一市场的优势，大大超过了欧洲。特别是九十年代以来，美国与其它发达国
家的经济差距加大。其根本原因就是统一的国家，提供了统一的交易网络，统一的电视网
，统一的文字，无洲际关税，统一的大众媒体网络，统一的批发零售网络，统一的洲际公
路网，信息高速公路，统一的货币，统一的工业标准系统，统一的股市及其它各类市场。
这些都使分工的演进比分裂欧洲高得多。欧洲的分裂使上述条件都不具备，所以即使在自
由贸易的条件下，交易效率比美国低得多，市场分隔和垄断比美国严重得多，使分工演进
受到限制。

所以欧洲人发现，如果他们不消除政治分裂造成的不必要交易费用，他们永远无法在与美
国人的竞争中胜出。这是欧洲货币一体化及其它朝统一欧洲发展的趋势后面的经济原因。
从这种经济角度来看，似乎中国统一是台湾一定要搭的经济快车，反倒是中国大陆对此是
无所谓。因为中国大陆在下个世纪将是世界上最大的统一市场。

但是我们也知道中国市场的分割程度相当高，由于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的原因，中国的很
多市场都区隔成很小的地方市场，地方政府的垄断权力使中国统一文化减少交易费用的优
势无法发挥。很多产业没有全国性统一市场上的竞争，甚至在地方市场，私人企业也无法
与垄断性国营企业竞争。因此台湾与大陆的分裂对真正自由的统一中国市场的形成可能还
是促进因素。因为台湾商人将自由企业制度和自由企业精神带到大陆，使政府企业的垄断
及僵化的制度受到挑战。因此从中国短期而言，台湾与大陆之间的政治分裂反而有利于真
正的统一中国市场的形成。

正是因为很多在台湾的中国籍看到台湾可以在中国制度改革中发挥的作用，所以很多台湾
的「大中国主义者」真正有「统一大中国」的梦。统一大中国的梦当然主要不是基于上述
经济学原理。「统一中国」概念有深厚的宪政渊源。
二十世纪的共产主义试验使人类意识形态发生了自工业革命以来的大逆转。而中国和俄国
是这个意识形态大逆转的主要受害者。共产主义试验使中国清末开始的立宪运动及一系列
政治、法律、经济、文化的发展被打断，使得目前的中国在制度上没有任何中国现代宪政
传统的痕迹。更不要提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对宪政意识形态的破坏。

但是中国人迟早会认识到，目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是反宪政的。因此重新立宪，或宪
政改革必会出现。如果它不是和平地出现，就会在缺乏公平的分配政治权力和游戏规则下
，由人们争夺权力的自发过程不太和平地出现。在这个过程中，即使人们开始有了共识，
要以公平选举的游戏规则来决定政治竞争中的胜负，选举中总会有挫败者。这挫败都会有
本能的冲动利用人们对新游戏规则缺乏信心，而输了不认输，不承认选举结果，造成宪政
危机。正像南韩和菲律宾第一次选举时，在野党输了不认输一样。南韩和菲律宾在立宪过
程中的政治危机是靠美国充当国际宪兵，利用它在这两国的军事基地和政治影响强迫选举
挫败者输了认输 (尽管选举中的得胜方的确有大量舞弊行为)。

但是中国开始选举和立宪时，如果选举中的失败者不认输，谁来当这个警察强制执行游戏
规则？如果无人能担当此角色，中国又可能动乱起来。而防止立宪过程中这类动乱的有效
方法就是深厚的宪政渊源，使得人民对新游戏规则有信心。中国自清以来已有深厚的宪政
政治渊源，此渊源在当代中国由中华民国宪法及在台湾宪政实践的代表。

因此很多台海两岸的中国人都体会到台湾之所以真正关心中国统一，是因为中华民国的宪
政法统对整个中国回归宪政轨道过程的巨大价值。中华民国宪法当然不是一个台湾中国子
文化中的宪法，它是在中国大陆制定，制宪过程有各个敌对的主要党派参加，因此它是民
国初南北议和以来中国的第二次真正宪政过程。它有全中国的合法性。整个中国还没有任
何成形的制度和人群关系能与中华民国宪法竞争在中国宪政过程中的法统上的合法性。中
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由于制度过程中完全没有反对派参加，所以根本不具合法性，加上它本
身的反宪政本性 (四个坚持) 所以在中共历史上不可能有宪政法统的合法性。

但是宪政秩序的建立往往需要一个强大的强制执法能力。这在美国是靠英伦海峡的隔绝作
用自发地在缺乏强大武力的情况下形成的。由于英国的特殊政治地理环境，历史上曾长期
没有强大的常备军，也可能避免外敌入侵。所以社会精英在军队和政界没有很多出路，
(见 Jones， 1981， The European Miracle)，因而朝经济和商界及技术上发展。这一大
背景使得英国民风淳朴，宪政秩序的自发形成不是依靠一个对社会有控制能力的军事强人
，尽管光荣革命时客籍荷兰国王 (英国威廉第三和玛丽) 的武力是这种新宪政秩序的后盾
。
美国形成宪政秩序当然是以英国已有的宪政为基础。英国人治理北美殖民地与西班牙人治
理南美完全相反 (见 North 最近对两种制度的比较分析)。英国人用法治，并给各殖民地
以极大自治权，由他们自己管理本地事务，并决定各殖民地之间的政治关系 (如联邦或分
治)。税制稳定而不是掠夺性的。而西班牙人正好相反，直接控制殖民地，不给地方很多
自治权，并将殖民地当成榨取税收的剥削对像。因此，美国独立战争靠本地绅士及一次乌
合之众在短期内取得了独立。没有机会让毛泽东、拿破仑式的军事强人在独立战争中成长
起来。这当然是英国人早有让地方自治甚至定渲退 (Devolutim) 的心理准备造成的。因
此美国也类似英国是个长期没有常备军，不靠军事强权维持宪政秩序的国家。宪政秩序真
正是像深谙英国传统的海耶克所说的自发秩序。

但对中国而言，历史的传统似乎指明，没有一具军人强权，强制执行法律的承诺似乎不可
信。人民一般相信有军事强权的人才可能有这种强制能力。从这点而言，中共在大陆的统
治是有这种强制能力的公信力。而不少中国人都将国民党在大陆的失败看成军事上的失败
者没有强制执法和治国能力的证据。所以中华民国宪法的法统上的合法性和中共的军事强
权又是个目前不可兼得的宪政秩序的两岸要件。这两岸要件是否能结合就完全看历史的机
遇了。

从上文分析，我们可作出结论，即使有前文中种种政治分裂的好处，很多当代中国人从自
己的利益考虑 (不顾子孙后代的利益) 都真正有一个统一大中国之梦。这个梦实现的机会
并不渺茫。因为从历史上看，一个现代国家的形成必经立宪过程，当共产主义逆流把宪政
过程完全毁弃后，一旦立宪重新回到国家的议事日程。正像俄国一九九零年重新立宪时，
马上就把沙俄时代的杜马制度恢复了一样。因为大家都知道，本国的宪政经验是本国人民
最容易接受，最容易建立信心的，哪怕这些宪政经验在历史上不是成功的经验，哪怕这些
宪政经验已从国家的文字记录中被抹去了七十年。

考虑到这些统一的好处和分裂的坏处，我们就有一个两难的冲突 (TradeOff)。而其有效
率的折衷既依赖各人的偏好，也依赖于历史的机会。就笔者而言，台湾与大陆的永久分裂
或永久统一两种结果对我来说都非常令人神往。所以不论哪种结果出现，笔者都会乐观其
成。

一九九八年四月于哈佛大学

(ZZ)巫宁坤：燕京末日（四）

四

故事并没到此为止。翦伯赞官运亨通，又当上了新北大副校长。兴华也一帆风顺，两年
后当上了副系主任，五六年破格以副教授评上高教三级职称，在全国是绝无仅有的。他
用诗体翻译的莎士比亚历史剧《亨利五世》和《亨利四世》相继问世。成为文学翻译的
经典。同年，我从南开调回北京一所外语学院任教，第二年 “反右运动”中就被划为“
右派”，流放北大荒。没料到，“进步很快”的兴华竟然也没逃此劫，罪名是“反苏”
，因为他主张在英语教学中不必向苏联学习。一向沉默寡言的胡稼胎教授也因“反动言
论”戴上了“右派”帽子。同时，陈梦家在考古所当上了“右派”，萝蕤因受刺激过度
，造成精神分裂。俞大絪平日“追求进步”，幸免于难，但是她那位官封高教部副部长
的丈夫曾昭伦教授却是全国闻名的“大右派”。这一来，当年燕京西语系三位男教授和
两位女教授的丈夫统统都打成了“右派”，一个不漏。

及至六六年盛夏，新北大校园内“红色恐怖”肆虐，一夕之间，多少位教授们成为“横
扫”对象。当年的燕京大学英语教授中，多年来兢兢业业“追求进步” 的俞大絪教授不
堪凌辱，率先悲愤自尽。时隔不久，她的丈夫“大右派”曾昭伦教授，也含恨告别了他
曾经热爱的党。我的同龄人、才华盖世的吴兴华在校园烈日下劳改，口干舌燥，向监工
的学生讨水喝，从他手里得到一碗未名湖的污水。（在同一个湖边，我初到燕园的那些
日子，和他月夜散步，听他背诵中国古诗或英文诗，如听天籁。）污水下肚，继续劳改
，数小时后倒毙。红头目一口咬定他是“畏罪自杀，死有余辜”，要打成“现行反革命
”。后经破腹验尸，证明死于急性病毒性痢疾。他的遗孀和两个小女儿虽幸而逃脱了“
现行反革命家属”的厄运，却照样扫地出门，只得到海淀镇上觅得一间民房栖身。兴华
的骨灰寄存在八宝山公墓，限期两年。他的遗孀被长期下放，等她返京时，骨灰早已被
“处理”了。年近七旬的胡稼胎教授经不起劳改的折磨也离开红尘。赵萝蕤教授硕果仅
存，可是她的丈夫陈梦家教授不堪红卫兵的轮番凌辱，第一次自杀未遂，第二次正值萝
蕤精神分裂症发作，他终于得以解脱。

在燕京的领导人中，陆志韦校长在科学院文字改革小组韬光养晦，仍是当然的“横扫对
象”。后来又以七十高龄发配到河南一所“五七干校”，孓然一身，精神逐渐失常，一
代宗师流离乡野，俨然里尔王再世，身心交瘁而溘然长逝。哲学系系主任张东荪教授死
于狱中，罪名是“为美帝提供政治情报”。马克思主义史学权威翦伯赞教授，多年来飞
黄腾达，却被“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亲自点名批判，终于不堪“逼、供、信”
之煎熬，偕夫人双双服毒自尽，“自绝于党”。萝蕤的父亲、宗教学院院长赵紫宸教授
，幸得善终，于七九年夏以九十高龄在北京寓所逝世。

七九年十一月，我劫后余生，从安徽返京，到颐和园附近的学院办理“错划右派改正”
，顺道重访燕园。那天正赶上寒流侵袭，冷雨凄凄。我沿着似曾相识的未名湖踽踽独行
，欲哭无泪，脑子里冒出两句旧诗：

忍看朋辈成新鬼，天阴雨湿声啾啾！

(ZZ)巫宁坤：燕京末日（三）

三

下一轮批判对象是各系的教授。在文学院的一次批判会上，历史系和中文系的十位教授
和讲师被指控组织“十人团”。原来他们不时聚餐清谈，三杯下肚不免发发牢骚，讥刺
时政。他们必须在会上从实交代，互相检举。有中文系学生揭发，其中一位讲师出过一
个作文题目：“从猿到人，从人到？”这个学生愤怒地质问他是何居心？这位讲师吓得
面无人色，扑通一声跪在地上，磕头求饶。主持会议的党员又指责他斯文扫地。历史系
著名的聂教授“态度恶劣，对抗运动”，立即“隔离反省，交代问题”。后来我在校园
里踫见过他的家属，手里堤着饭盒去禁闭室给他送饭。“十人团”两名重要成员、历史
系系主任齐教授和政治系女系主任陈教授当时在南方参加土改，奉召火速返校，交代问
题。两位教授风尘仆仆赶回燕园，经工作组“启发”之后，便在文学院师生大会上沉痛
检讨，声泪俱下。

凡此种种都使我这个新近还乡的游子感到无所适从。我意识到我落后于这个新时代。但
是我毕竟还年青，我的教学生涯刚刚起步，我不甘心自暴自弃。我也愿意学习新事物，
可是又感到不得其门而入。我任课的四年级班上三位女生积极分子找上门来“帮助”我
，给我“送礼”。这些“礼物”原来是我平日跟一些学生闲谈时讲过的三言两语，现在
送来帮助我检查思想。譬如说，有一天有一位女生问我，中国的报纸和美国的有什么不
同。她当时正在由我指导写毕业论文，题目是分析亨利•詹姆斯的小说 The Wings of
the Dove（《鸽翼》）。我回答说，我觉得《人民日报》和美国的报纸大不一样，“十
•一”前几天，头版看不到大标题新闻，半个版面都是庆祝口号，诸如“中国共产党万
岁！”之类的老套，这也能算新闻吗？三位送礼的客人还算客气地问我，这种言论是否
表明我不仅敌视社会主义新闻事业，而且意图腐蚀天真幼稚的学生？我一惊，一时说不
上话来，主要倒不是因为她们小题大做，而是没料到我这张没遮拦的嘴巴的闲谈竟然也
被记录在案！

西语系以“资产阶级思想”泛滥闻名，赵萝蕤教授带头在全大会上当着一百多名师生做
检讨。她首先批评自己如何毕生醉心文学，不问政治。继而批评自己在西语系教学工作
中，也是重学术，轻政治，在全系师生中造成不良影响。再按照当时流行的公式，挖出
家庭影响、西方教育、资产阶级思想等三大根源，最后表示决心改造思想。俞大絪教授
着重检讨自己解放前追随国民党大员、胞兄俞大维，而疏远了自己“追求进步”的丈夫
、曾昭伦教授，如今痛定思痛，泣不成声。胡稼胎教授着重自己醉心佛典，思想落后。
兴华检讨自己自十六岁考上燕大，踏进燕园以来，一直埋头做学问，不问政治，自命清
高，实际上成了资产阶级思想的俘虏，幸而通过这场运动认识了自己的错误，“觉今是
而昨非”。积极分子纷纷发言，赞扬他在政治上取得了很大的进步，是知识分子改造的
“典型”。

我虽然想不出自己在回国后短短几个月内犯过什么错误，眼看着一个个我平日敬重的前
辈们的榜样，也知道在劫难逃。轮到我上场那天，我也如法炮制，把自己痛骂了一番，
无非是家庭出身不好、长期在美国受资产阶级教育、迷恋西方文学等等，满以为可以过
关。不料我的话音刚落，一个英语〔系〕二年级姓李的男生跳了起来，一开口就给我当
头一棒，骂我的检讨“浮皮潦草，避重就轻，谈远不谈近”，声势汹汹，如临大敌。接
着，他一手举起一本小书，一手指著书的封皮，义正辞严地质问我：“你从美帝带回这
种下流坏书，腐蚀新中国青年，平日在谈话中经常散布资产阶级思想，居心何在？”我
吓坏了，伸头仔细一看，书皮上画着一只手，指甲涂得猩红，手里举着一杯香槟。原来
是一本破旧的普及本 The Great Gatsby（《了不起的盖茨比》），是我班上一个男生借
去的。我倒抽了一口凉气，心里想：“我承认我思想落后，但是要我把菲茨杰拉德的杰
作扔进垃圾堆，那还办不到呢。”我的检讨自然没通过，又做了一次才勉强过关。

思想改造的下一阶段是“忠诚老实运动”。全校教职员人人都要写一份自传，详细陈述
从出生到目前的全部经历，重点是交代本人的政治历史问题和各方面与美国的关系。工
作组宣布，党的政策是“自觉自愿，不追不逼”，有问题就讲清楚，不要有任何顾虑。
我在学习会上表态时说我毫无顾虑，平生事无不可以告人言，这次不远万里来归为新中
国工作，足以证明我的心迹。可是我照样得先在三人小组会上交代历史，再到文学院教
授会上交代，接受大家的“启发帮助”，最后写出一份自传。我自以为写得既忠实又详
尽，无可挑剔。谁料到，自传交上去没几天。人称“新燕京摄政王”的历史系翦伯赞教
授、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约我到他府上谈话。他也住在燕东园，别的教授这时都是两
家合住一座小楼，他却是独占一座，而且因为他藏书丰富，学校正在为他扩建。我走进
他的书房，果然四壁书架上摆满了线装书，足见主人学识渊博。翦教授坐在一张红木大
书桌后面，招呼我在书桌前面一张椅子上坐下。

他一开口就是居高临下的口吻：“找你来有点公事，党组织委托我找你谈一谈你的自传
。你交代了你本人历史的轮廓，看你年纪不大，生活经历可不简单。我们党的政策是不
追不逼，但是你要补充还来得及，特别是重大的遗漏。这是对你利害攸关的，我希望你
不要错过这个机会。……”他点了一枝香烟，对着我喷云吐雾。

这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一个同仁竟然如此不客气，而且公然威胁，一下就把我惹毛了。
我憋着气简慢地回答：“我没什么好补充的。”

“别着急嘛，别感情用事。我们每人都有一部历史，不管你是否愿意正视它。作为马克
思主义者，我们相信正视事实，放下包袱，向党交代一切问题。你一定可以回忆你出国
后的重大经历，特别是最近发生的事。譬如说，你从美国回来，这本身当然是件好事，
但是到底为什么回国，又是怎样回来的呢？还有真正的动机呢？”

“我已经在自传里讲得一清二楚。”

“你是谈了一些。但是，你是不是可以拿回去再看一看，有没有什么重大的遗漏需要补
充。我对自己的历史著作就不断进行补充。”

“我没什么好补充的。”

“悉听尊便。你可以补充，也可以不补充。我已经说过，党的政策是不追不逼，但是你
还来得及，嗯，……”

“坦白？我没什么好坦白的。我回国来不是搞什么‘坦白交代’的，翦教授。我失陪了
。”

冬去春来，学校终于复课。可是，文科的教学计划改动了不少。课程有增有减，教师试
用马列观点自编自写教材。我教的“英国文学史”停开，因为“无用”。

改开一门“美国进步小说”选修课，教材是我带回的法斯特和德莱塞小说，选课的学生
也寥寥无几。兴华从五月起就被调去“亚洲太平洋地区和平会议”担任翻译工作，他教
的三年级阅读课也由我兼任。毕业班学生关心的是为期不远的毕业分配，班上有不少同
学论文还没写就已提前调到外事部门工作，教师自然也心不在焉。

教师们一面忙于思想改造，一面忙于向苏联“老大哥”学习，研究教学改革。教育部发
下一套苏联某师范学院的英美文学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的小册子，萝蕤带领我们学习，
没完没了地讨论如何虚心借镜。不久，上级宣布全国高等学校向“老大哥”学习，进行
“院系调整”。教会大学一律停办，燕京和辅仁按科系分别并入调整后的北大、清华、
北师大，人员听候分配。于是，萝蕤又带领我们学习院系调整方案，最后人人表态，服
从分配。这时已是暑假，上级又决定把五所大学的全体教师都送到青岛去休假一周，既
可放松一下绷得太紧的神经，又可避免干扰分配工作。这是我初游这片避暑胜地，虽然
不会游泳，倒也能把几个月来扰人的记忆暂付海涛。

从青岛回来后不久，萝蕤来访，向我传达本系教师分配情况，我的去处是天津南开大学
。话一出口，她就忍不住放声哭了起来。我明白她的心情，当初是她把我从万里之外请
回来的，现在却只能眼睁睁看着我任人摆布，无可奈何，吉凶莫测，她怎能不感到由衷
的负疚？当初，她满怀信心，要壮大燕京英语教授的阵容。如今她以稀有的才华着手构
建的象牙之塔在狂风暴雨中化为灰烬，美好的梦想成为镜花水月，她怎能不伤心欲绝？
几个月来，她憔悴了许多。尽管她平日总是镇静自若，从容不迫，但不难想象她在工作
组的政治压力下忍受了多少煎熬，因为她既是赵紫宸的爱女，又是陆志韦的干女儿，她
又何从划清界限？长年徜徉于詹姆斯小说中那些女主角的崇高精神世界，她那詹姆斯式
的细腻感情与良知怎禁得起如许粗暴的冲击？同时，陈梦家教授在清华大学也遭受猛烈
批判，现在被分配到考古研究所了。此时此刻，我决不能和这位敬爱的大姐“相顾无言
唯有泪千行”，而只能强作欢颜，好言宽慰，让她不要为我操心，反正我是四海为家的
。

论功行赏，陆校长的爱女荣任北京市政协委员。吴兴华荣任北大西语系英语教研室主任
。他是一年前刚提升副教授的，年方三十一岁，现在就要领导数十位英语教师，其中包
括朱光潜、赵萝蕤、杨周翰、李赋宁等名教授，也算得上少年得志了。翦伯赞教授荣任
历史系系主任，执历史界之牛耳。另一方面，陆志韦则贬到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文字改革
小组，赵紫宸贬到市内燕京神学院，张东荪未分配工作，继续接受审查，三人统统迁出
燕园。

十一月，我也离开燕园，一辆卡车连人带行李把我和老母送到前门火车站。离开萝蕤到
车站接我不过一年多，燕京大学已经换了人间，“新北大”当上了风光旖旎的燕园的主
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