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10月23日星期六
(ZZ)巫宁坤:燕京末日(三)
下一轮批判对象是各系的教授。在文学院的一次批判会上,历史系和中文系的十位教授
和讲师被指控组织“十人团”。原来他们不时聚餐清谈,三杯下肚不免发发牢骚,讥刺
时政。他们必须在会上从实交代,互相检举。有中文系学生揭发,其中一位讲师出过一
个作文题目:“从猿到人,从人到?”这个学生愤怒地质问他是何居心?这位讲师吓得
面无人色,扑通一声跪在地上,磕头求饶。主持会议的党员又指责他斯文扫地。历史系
著名的聂教授“态度恶劣,对抗运动”,立即“隔离反省,交代问题”。后来我在校园
里踫见过他的家属,手里堤着饭盒去禁闭室给他送饭。“十人团”两名重要成员、历史
系系主任齐教授和政治系女系主任陈教授当时在南方参加土改,奉召火速返校,交代问
题。两位教授风尘仆仆赶回燕园,经工作组“启发”之后,便在文学院师生大会上沉痛
检讨,声泪俱下。
凡此种种都使我这个新近还乡的游子感到无所适从。我意识到我落后于这个新时代。但
是我毕竟还年青,我的教学生涯刚刚起步,我不甘心自暴自弃。我也愿意学习新事物,
可是又感到不得其门而入。我任课的四年级班上三位女生积极分子找上门来“帮助”我
,给我“送礼”。这些“礼物”原来是我平日跟一些学生闲谈时讲过的三言两语,现在
送来帮助我检查思想。譬如说,有一天有一位女生问我,中国的报纸和美国的有什么不
同。她当时正在由我指导写毕业论文,题目是分析亨利•詹姆斯的小说 The Wings of
the Dove(《鸽翼》)。我回答说,我觉得《人民日报》和美国的报纸大不一样,“十
•一”前几天,头版看不到大标题新闻,半个版面都是庆祝口号,诸如“中国共产党万
岁!”之类的老套,这也能算新闻吗?三位送礼的客人还算客气地问我,这种言论是否
表明我不仅敌视社会主义新闻事业,而且意图腐蚀天真幼稚的学生?我一惊,一时说不
上话来,主要倒不是因为她们小题大做,而是没料到我这张没遮拦的嘴巴的闲谈竟然也
被记录在案!
西语系以“资产阶级思想”泛滥闻名,赵萝蕤教授带头在全大会上当着一百多名师生做
检讨。她首先批评自己如何毕生醉心文学,不问政治。继而批评自己在西语系教学工作
中,也是重学术,轻政治,在全系师生中造成不良影响。再按照当时流行的公式,挖出
家庭影响、西方教育、资产阶级思想等三大根源,最后表示决心改造思想。俞大絪教授
着重检讨自己解放前追随国民党大员、胞兄俞大维,而疏远了自己“追求进步”的丈夫
、曾昭伦教授,如今痛定思痛,泣不成声。胡稼胎教授着重自己醉心佛典,思想落后。
兴华检讨自己自十六岁考上燕大,踏进燕园以来,一直埋头做学问,不问政治,自命清
高,实际上成了资产阶级思想的俘虏,幸而通过这场运动认识了自己的错误,“觉今是
而昨非”。积极分子纷纷发言,赞扬他在政治上取得了很大的进步,是知识分子改造的
“典型”。
我虽然想不出自己在回国后短短几个月内犯过什么错误,眼看着一个个我平日敬重的前
辈们的榜样,也知道在劫难逃。轮到我上场那天,我也如法炮制,把自己痛骂了一番,
无非是家庭出身不好、长期在美国受资产阶级教育、迷恋西方文学等等,满以为可以过
关。不料我的话音刚落,一个英语〔系〕二年级姓李的男生跳了起来,一开口就给我当
头一棒,骂我的检讨“浮皮潦草,避重就轻,谈远不谈近”,声势汹汹,如临大敌。接
着,他一手举起一本小书,一手指著书的封皮,义正辞严地质问我:“你从美帝带回这
种下流坏书,腐蚀新中国青年,平日在谈话中经常散布资产阶级思想,居心何在?”我
吓坏了,伸头仔细一看,书皮上画着一只手,指甲涂得猩红,手里举着一杯香槟。原来
是一本破旧的普及本 The Great Gatsby(《了不起的盖茨比》),是我班上一个男生借
去的。我倒抽了一口凉气,心里想:“我承认我思想落后,但是要我把菲茨杰拉德的杰
作扔进垃圾堆,那还办不到呢。”我的检讨自然没通过,又做了一次才勉强过关。
思想改造的下一阶段是“忠诚老实运动”。全校教职员人人都要写一份自传,详细陈述
从出生到目前的全部经历,重点是交代本人的政治历史问题和各方面与美国的关系。工
作组宣布,党的政策是“自觉自愿,不追不逼”,有问题就讲清楚,不要有任何顾虑。
我在学习会上表态时说我毫无顾虑,平生事无不可以告人言,这次不远万里来归为新中
国工作,足以证明我的心迹。可是我照样得先在三人小组会上交代历史,再到文学院教
授会上交代,接受大家的“启发帮助”,最后写出一份自传。我自以为写得既忠实又详
尽,无可挑剔。谁料到,自传交上去没几天。人称“新燕京摄政王”的历史系翦伯赞教
授、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约我到他府上谈话。他也住在燕东园,别的教授这时都是两
家合住一座小楼,他却是独占一座,而且因为他藏书丰富,学校正在为他扩建。我走进
他的书房,果然四壁书架上摆满了线装书,足见主人学识渊博。翦教授坐在一张红木大
书桌后面,招呼我在书桌前面一张椅子上坐下。
他一开口就是居高临下的口吻:“找你来有点公事,党组织委托我找你谈一谈你的自传
。你交代了你本人历史的轮廓,看你年纪不大,生活经历可不简单。我们党的政策是不
追不逼,但是你要补充还来得及,特别是重大的遗漏。这是对你利害攸关的,我希望你
不要错过这个机会。……”他点了一枝香烟,对着我喷云吐雾。
这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一个同仁竟然如此不客气,而且公然威胁,一下就把我惹毛了。
我憋着气简慢地回答:“我没什么好补充的。”
“别着急嘛,别感情用事。我们每人都有一部历史,不管你是否愿意正视它。作为马克
思主义者,我们相信正视事实,放下包袱,向党交代一切问题。你一定可以回忆你出国
后的重大经历,特别是最近发生的事。譬如说,你从美国回来,这本身当然是件好事,
但是到底为什么回国,又是怎样回来的呢?还有真正的动机呢?”
“我已经在自传里讲得一清二楚。”
“你是谈了一些。但是,你是不是可以拿回去再看一看,有没有什么重大的遗漏需要补
充。我对自己的历史著作就不断进行补充。”
“我没什么好补充的。”
“悉听尊便。你可以补充,也可以不补充。我已经说过,党的政策是不追不逼,但是你
还来得及,嗯,……”
“坦白?我没什么好坦白的。我回国来不是搞什么‘坦白交代’的,翦教授。我失陪了
。”
冬去春来,学校终于复课。可是,文科的教学计划改动了不少。课程有增有减,教师试
用马列观点自编自写教材。我教的“英国文学史”停开,因为“无用”。
改开一门“美国进步小说”选修课,教材是我带回的法斯特和德莱塞小说,选课的学生
也寥寥无几。兴华从五月起就被调去“亚洲太平洋地区和平会议”担任翻译工作,他教
的三年级阅读课也由我兼任。毕业班学生关心的是为期不远的毕业分配,班上有不少同
学论文还没写就已提前调到外事部门工作,教师自然也心不在焉。
教师们一面忙于思想改造,一面忙于向苏联“老大哥”学习,研究教学改革。教育部发
下一套苏联某师范学院的英美文学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的小册子,萝蕤带领我们学习,
没完没了地讨论如何虚心借镜。不久,上级宣布全国高等学校向“老大哥”学习,进行
“院系调整”。教会大学一律停办,燕京和辅仁按科系分别并入调整后的北大、清华、
北师大,人员听候分配。于是,萝蕤又带领我们学习院系调整方案,最后人人表态,服
从分配。这时已是暑假,上级又决定把五所大学的全体教师都送到青岛去休假一周,既
可放松一下绷得太紧的神经,又可避免干扰分配工作。这是我初游这片避暑胜地,虽然
不会游泳,倒也能把几个月来扰人的记忆暂付海涛。
从青岛回来后不久,萝蕤来访,向我传达本系教师分配情况,我的去处是天津南开大学
。话一出口,她就忍不住放声哭了起来。我明白她的心情,当初是她把我从万里之外请
回来的,现在却只能眼睁睁看着我任人摆布,无可奈何,吉凶莫测,她怎能不感到由衷
的负疚?当初,她满怀信心,要壮大燕京英语教授的阵容。如今她以稀有的才华着手构
建的象牙之塔在狂风暴雨中化为灰烬,美好的梦想成为镜花水月,她怎能不伤心欲绝?
几个月来,她憔悴了许多。尽管她平日总是镇静自若,从容不迫,但不难想象她在工作
组的政治压力下忍受了多少煎熬,因为她既是赵紫宸的爱女,又是陆志韦的干女儿,她
又何从划清界限?长年徜徉于詹姆斯小说中那些女主角的崇高精神世界,她那詹姆斯式
的细腻感情与良知怎禁得起如许粗暴的冲击?同时,陈梦家教授在清华大学也遭受猛烈
批判,现在被分配到考古研究所了。此时此刻,我决不能和这位敬爱的大姐“相顾无言
唯有泪千行”,而只能强作欢颜,好言宽慰,让她不要为我操心,反正我是四海为家的
。
论功行赏,陆校长的爱女荣任北京市政协委员。吴兴华荣任北大西语系英语教研室主任
。他是一年前刚提升副教授的,年方三十一岁,现在就要领导数十位英语教师,其中包
括朱光潜、赵萝蕤、杨周翰、李赋宁等名教授,也算得上少年得志了。翦伯赞教授荣任
历史系系主任,执历史界之牛耳。另一方面,陆志韦则贬到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文字改革
小组,赵紫宸贬到市内燕京神学院,张东荪未分配工作,继续接受审查,三人统统迁出
燕园。
十一月,我也离开燕园,一辆卡车连人带行李把我和老母送到前门火车站。离开萝蕤到
车站接我不过一年多,燕京大学已经换了人间,“新北大”当上了风光旖旎的燕园的主
人。
2010年10月22日星期五
(zz) 巫宁坤:燕京末日(二)
我回国不到六个星期,周恩来总理在中南海给北京和天津各高等院校的三千名教师做报
告。风度翩翩的总理滔滔不绝讲了七个小时,号召全国知识分子,特别是高级知识分子
,带头进行思想改造。他说,从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过去是为旧社会服务的,脑子里充
满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错误思想,无产阶级是新社会的领导阶级,知识分子必须学
习批判错误的旧思想,“建立工人阶级的正确立场、观点、方法”,才能“为人民服务
”。总理告诫大家,思想改造是一个艰巨的、甚至痛苦的过程,但却是势在必行的。我
听了一个小时之后,思想就不断开小差,笔记也没认真记。散会出来,天色已晚,我疼
痛的脑袋想起一个多月以前李政道在分手前说的“洗脑筋”的前景,难道这么快前景就
要成为现实吗?也许不会吧,我还心存侥幸。怎料到,这位以关心知识分子闻名的总理
已经发出了对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和人格宣战的檄文!
“十•一”一过,思想改造就成为教师的中心任务。我们先分成小组学习周总理的报告
,又听其它领导人做报告,然后就开始用共产党提倡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法宝”
检讨各自过去的所作所为和资产阶级思想。我所在的小组有两位鼎鼎大名的“进步教授
”,听了他们热烈拥护“思想改造”的高论,我只有自认落后。
时隔不久,全国开展反对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书生气十足的教授
们,大多以为学校是清水衙门,教书匠两袖清风,这个运动和我们挂不上钩。哪知道,
掌握“辩证法”的共产党却认为这三种罪行的根源都是资产阶级思想,而旧大学又正是
资产阶级思想的温床和堡垒,因此我们不但不能置身事外,而且要大张旗鼓地批判资产
阶级思想。在“美帝文化侵略堡垒”的燕京,“三反”就是要大反特反“亲美、崇美、
恐美”思想,清算“美帝文化侵略”的罪行。于是,校长成了“美帝的代理人”,教授
们当上了“文化侵略的工具”。
十二月,中共北京市委派一个工作组进驻燕园,领导运动,校长靠边站,全校停课搞运
动。千把人的学生队伍中涌现出一批积极分子,追查美帝以及学校领导人和教授们犯下
的罪行。校长办公室被查抄,全部档案被搬到图书馆大阅览室,乱七八糟堆在一张张大
阅览桌上,听任积极分子搜寻文化侵略、甚至特务活动的罪证。忙乱了几天,一无所获
。终于有一名积极分子发现一位美国教授试用一种新方法进行英语教学的报告,其中提
到实验对象时用的是“guinea pigs”(豚鼠),如获至宝。美帝国主义分子竟敢拿中国
学生当实验品,还辱骂中国学生是“pigs”(猪)!这被抓住作为文化侵略的铁证,又
拿到全校大会上大张挞伐。我如坠五里雾中,更感到落后了。萝蕤经常出席各种会议,
在工作组和本系积极分子的“帮助”下检讨西语系的问题。兴华在积极分子带动下,在
运动中活跃起来,“进步很快”。我四顾苍茫,仿佛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上漂流的一叶孤
舟。
在一片“反美”的歇斯底里声中,陆志韦校长在一次又一次的小型、中型、大型会议上
检讨交代,接受全校师生的揭发批判,罪名是“忠实执行美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罪恶政
策”,本人也就是“美帝国主义分子”。我对这一套逐渐麻木不仁了,可是在最后一次
全校批判大会上,吴兴华也登台作了“大义凛然”的发言,却使我感到震动。兴华是陆
校长最器重的学贯中西的典范,又是他谈天说地、玩桥牌的忘年之交,这是燕园里的一
段佳话。怎么也没料到,这位有知遇之恩、温文尔雅的大才子竟然一反常态,在全校师
生面前,满口批判八股,不仅痛诉自己如何长期为陆某的学者面貌所欺骗,而且讥刺老
人家在玩桥牌时好胜的童心。
我羞愧得抬不起头来。更加令我震动的是陆校长唯一的爱女随后也慷慨激昂作了“大义
灭亲”的发言。曾几何时,享誉海内外的陆志韦校长成了“众叛亲离” 的“美帝国主义
分子”!不过,事情也有出乎某些人意料的。陆家有一位多年相处、年近六旬的女佣,
工作组也不放过,三番五次动员教育站出来,控诉陆家对她的 “残酷剥削”,老人家被
逼急了,在厨房操起一把菜刀来就抹脖子,差点儿闹出人命来。有人说,这也算是“路
见不平,拔刀相助”吧。
宗教学院院长赵紫宸也是重点批判对象。他的一大罪名是他在不久前当选为世界基督教
理事会六主席之一,足以证明他和国际宗教界反动势力相勾结。另一大罪名是,五年前
他和艾森豪威尔威尔总统等人同台接受普林斯顿大学颁发的荣誉博士学位。批判者振振
有词地问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谁不知道,艾森豪威尔威尔是一个双手沾满人民
鲜血的战争贩子,那么和他沆瀣一气的赵紫宸难道不是名副其实的美帝国主义分子吗?
”另一位重点批判对象是哲学系系主任张东荪教授。他的主要罪名是在政治上为美帝效
劳,尽管由于他在“北平和平解放”中斡旋有功当上了中央人民政府委员。这三位国内
外知名的学者当年都冒着风险公开支持过共产党,曾几何时又都被打入了另册,无异于
阶下囚。
谁会料到,“三反运动”竟开始敲响了燕京末日的丧钟!
(ZZ)巫宁坤:燕京末日(一)
一九五一年初,我正在芝加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忽然接到燕京大学电聘。两年来,国
内亲友不断来信,对新中国的新生事物赞不绝口,令人心向往之。于是,我决定丢下写
了一半的英国文学博士论文,兼程回国任教。七月中旬,在旧金山登上驶往香港的克利
夫兰总统号邮轮,有芝大同学伯顿夫妇和李政道博士前来话别。照相留念之后,我愣头
愣脑地问政道:“你为什么不回去为新中国工作?”他笑笑说:“我不愿让人洗脑子。
”我不明白脑子怎么洗法,并不觉得怎么可怕,也就一笑了之,乘风破浪回归一别八年
的故土了。
八月中旬,从广州乘火车经上海抵达北京,西语系系主任赵萝蕤博士来前门车站接我。
她是英语界的前辈,两年多以前从芝大学成归国,回母校任教。朝鲜战事爆发后,燕大
美籍教授纷纷回国,她出任系主任。由于师资不足,她除了在国内延聘了俞大絪和胡稼
胎两位前辈外,又不远万里约我来共事。别后不过两年多,我不无好奇地看到,她的衣
着起了很大变化。当年在芝大,她总爱穿一身朴实无华的西服,显得落落大方。眼前她
身上套的却是褪了色的灰布毛服,皱皱巴巴,不伦不类,猛一看人显得苍老多了。
她为我雇了一辆马车,车顶上放着我的七、八件行李,驶往青年会搭乘校车。这是我初
次来到北京,从车窗看出去,满目红色的宫墙,阳光下金光闪闪的琉璃瓦,身穿草绿色
制服的军人熙来攘往,我仿佛闯入了这座既是古城又是新都的陌生世界,而不是回到久
别的故国。上了年纪的校车,一路颠颠簸簸,足足走了个把小时,终于到达西北郊的燕
大校园。燕园门口有两头大石狮子守卫,两扇朱红色大门敞开着,一眼望去只见树木成
荫,掩映着一幢幢宫殿式的楼房,引人入胜,而我即将在这座洞天学府里开始我的教学
生涯,私心不由得不感到庆幸。
由于我新来乍到,住房尚未分配,便先在萝蕤家作客。萝蕤是燕大宗教学院院长赵紫宸
的女儿,从小受到中西文化的熏陶,不但能诗能文,而且弹一手好钢琴。燕大西语系毕
业后不久,她就将当时以晦涩闻名的艾略特长诗《荒原》译成中文。在芝大攻读博士学
位时,她研究的专题是亨利•詹姆斯的小说。她的丈夫陈梦家教授,当年是著名的新月
派诗人,后来又以考古学的成就蜚声中外,当时在邻近的清华大学中文系任教。他俩住
在朗润园内一幢中式平房。室外花木扶疏,荷香扑鼻。室内一色明代家具,都是陈先生
亲手搜集的精品,客厅里安放着萝蕤的“斯坦威”钢琴。陈先生不过四十多岁,但又瘦
又黑,经常皱着眉头,走起路来弓着背,仿佛背负着甚么无形的重载,看上去有点未老
先衰了。有一天,从广播大喇叭里传来一个通知,要求全体师生参加集体工间操,陈先
生一听就发火了:“这是‘一九八四’来了,这么快!”
不久之后,住房调整,他们搬到燕东园一座两层小楼的楼上,楼下住的是系里另一位英
语副教授吴兴华,也是个单身汉。我俩一见如故,我就搬去和他同住了。据说我们俩是
燕大有史以来最年青的副教授,兴华比我还小一岁。他身材瘦长,面有病容,戴一副深
度近视眼镜,终日手不释卷。见面后不久,他就把过去发表过的几首新诗拿给我看,和
几十年来中国流传的新诗大不一样。真是相逢恨晚。兴华从不自我标榜,秋末老友周煦
良教授从上海来北京开会,便道来燕园探亲访友,我才听他说起当年他在上海主编一个
文学刊物,最先发表了兴华的诗作,当时诗人年方十六,而主编却在编者按里说,这是
中国新诗的转折点。后来他又发表了不少新作,我又找到一些读过。可惜“解放”后他
就决定不写了。兴华为家传的肺结核所苦,在本校毕业后错过了到美国深造的机会,而
他在英美语言文学方面的造诣却是有口皆碑的。他还精通意大利文,当时已开始用诗体
翻译但丁的《神曲》。
我们的客厅里有一座壁炉,初冬寒夜,我俩常在壁炉火前席地而坐,喝一杯咖啡,或本
地产的“莲花白”酒。不论他背几首古诗,或读几首他的旧作,都让我感到满心的喜悦
。周末,陆志韦校长有时来串门儿,聊聊天儿,打打桥牌。陆先生是芝加哥大学三十年
代的心理学博士,对语言学又很有研究,国学方面也有极深的造诣。他们两位都是桥牌
高手,谈吐更是出口成章,妙趣横生。怎料到,这样的日子不久就一去不复返了。
到校后两周,我就上课了。萝蕤安排我教“英国文学史”和“高级作文”,都是四年级
的课程。我从未教过书,只有两周时间备课,而且没有课本可用。萝蕤鼓励我试用马列
主义观点讲授英国文学史,而我对马列一窍不通。我带回的几百本书中,有《资本论》
的英译本,有英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科德威尔研究英国文学史的理论著作《幻觉与
现实》,有美国“进步作家”德莱塞和法斯特的小说,还有法斯特抨击西方现代派文学
的论文《文学与现实》。我只得临时抱佛脚,每天在我带回的手提打字机上写讲稿,用
生吞活剥的“阶级斗争”之类的新概念、新名词装扮英国文学史,其中肯定有不少驴头
不对马嘴的地方。好在全班二十几个男女学生大多心不在焉,有的忙于谈恋爱,有的忙
于搞政治活动。也有几个真正热爱文学的男生找上门来,谈论Darkness at Noon(《正
午的黑暗》)和《一九八四》之类的作品,或是借阅我从美国带回来的小说。那些“思
想进步”的学生也找上门来,问我的个人经历,问我对新中国的印象。尽管萝蕤和兴华
都提醒过我,跟学生谈话要小心,我还是无拘无束地和他们交往,怎么想的就怎么说,
因为我还没学会讲假话,也没料到实话实说会有什么后患。
我对新环境的印象有好的,也有不怎么好的。八年前我去国时,全国战祸连年,政治腐
败,民不聊生。如今,人民显然安居乐业。外国租界都收回了,乞丐娼妓、大烟鬼都改
造好了。土改运动解放了农民,从根本上改变了社会结构。(当时我还不知道成千上万
的地主惨遭杀害。)无数仁人志士为之前赴后继的自由民主的新中国仿佛已经出现在地
平在线了。另一方面,人人都要穿灰布的毛装,喊同样的口号,重复同样的套话,绝对
服从各级党组织,这和自由民主有什么相似之处呢?我开始感到惶惑不安了。
2010年10月15日星期五
学哲学怎么了(转载自philo@bdwm)
2010-06-16 15:23:00
原文:
学哲学怎么了
作者: 闻涓
2010-06-09 20:09:59
“怎么让孩子报哲学专业,你脑子进水了?你让你儿子学哲学,出来连工作都没有,连媳
妇都找不到!”说这话的是一位在思想文化领域工作近20年的处长,而旁边就坐着哲学系
毕业的我。本想与她争论:学哲学怎么了?我们单位很多人都是哲学专业的,还有两位总
编辑也是有哲学专业背景的。可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
(作者为北京出版人)
【南方周末】本文网址:http://www.infzm.com/content/46146
KO:
老夫总结一下自己的想法,大家猛拍吧。
中心思想:想从事哲学工作的好好学哲学,想利用哲学学到的东西从事其它工作的,请三
思。
我承认哲学比一些其它学科可能更深刻一些,但我确实觉得学哲学学到的很多东西,形成
的很多思想,只适用于在哲学工作上增砖添瓦,而无法让你在进入社会的时候或之后给你
带来什么。所以大家不要误解,我的意思是,如果你要进入社会和别人竞争,那么还是不
要指望哲学给你带来什么优势;当然这不意味着哲学白学了,她让你视野开阔思维深刻而
缜密。我只是想说,这些对于你进入社会啥的,没有太大“用”处。
哲学让人思维深刻,思考根本的哲理——是的,但找工作不需要这些,这些只能让你成为
另类。
哲学锻炼人的写作能力,适合从事行政工作——别迷信这个,工作中的写作能力来自多个
方面的锻炼,你写4年公文,比学4年哲学更有利于从事行政工作。
哲学让我学会讲清道理——没人理你。。。这个社会没人如你那般讲理。。。别人会认为
你吃饱了撑的
哲学好出国——很难出国。
学了哲学再学别的,绝对的游刃有余——真的么?没有任何帮助。你是聪明人就学什么都
快。
那如楼主转载所说,那个地方好多人都是学哲学的啊——那是80年代,那个时候哲学很热
门,而且包分配。
哲学能让人过的轻松——任何专业,只要想出成绩就很累,想混日子就轻松,投行很累开
网点很轻松,这和想好好学哲学很累,想混着做个老师挺轻松一个道理。
哲学好就业——扯吧。现在咱们系的博士也是大批的去教公共课或者还没找到工作。
哲学好当老师——不好意思,想去个正儿八经的学校,至少得是博士哦
……
所以我说,想搞哲学,那就认认真真做;而想利用哲学去从事别的行业,真的得三思。
2010年10月14日星期四
(zz)兄弟我的经验是,不要相信新闻和教科书,只相信情报和档案中的历史
郑渊洁:1910年,马克.吐温去世。他死前留下一部真实自传,他在遗言中说100年内不出版此书。书中内容得罪朋友以及有损他的公众形象。100年过去了。今年,他的自传由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自传有如下内容:秘书莱昂对马实施催眠术,马将房产证交给了她。他还说“爱国主义是无赖最后的避难所”。感觉 100年定少了。
阿忆回复:兄弟我的经验是,不要相信新闻和历史,只相信情报和档案。
《档案馆里的历史》
文/ 阿忆
最近忽发兴致,大量翻看档案馆中的张作霖史料,却注意力很快转移,被邵飘萍和李大钊的死因所吸引。
张作霖打进北京、赶走段祺瑞和冯玉祥、控制民国政府,是1926年4月。教科书上说,这是北洋军阀的一次内讧。实际上,张作霖这么做,是因为段祺瑞放任冯玉祥,对外接受苏联红军的旨意,对内策应国民革命军北伐,民国政府面临严重危机,即将颠覆。这样看来,对南方国民政府而言,张作霖是北洋军阀中的枭雄,顽固维护旧势力,是革命的死敌,但在北京民国政府方面,张作霖是民族英雄,反对外国势力插手,赶走因三一八惨案而声名狼籍的段祺瑞,挽救合法政府于危难。
至于张作霖为什么要杀邵飘萍,历史课本简明扼要,说军阀害怕说真话的记者,疯狂残害知识分子。为什么杀李大钊呢,因为他是共产党,在北大宣扬共产主义。
说到此,不由得想起一件往事,忍俊不禁。
那是1998年4月,屠洪刚的公司要投拍大型系列电视专题片《中华英烈》,先做“北大篇”,我是总撰稿,把《李大钊》一篇先写成样本,由北大党史专家汇审,提意见。一位女老师率先发言,批评我不懂历史,一是把北伐军说成是国民革命军,她认为国民革命军是国民党部队在抗日时期的专有名称,20年代应该叫北伐军,二是我把李大钊写成国共两党的北方党务总指挥,她认为李大钊是共产党领袖,蒋介石和张作霖南北呼应,分头屠杀共产党,所以张作霖杀害了李大钊。
听着这番话,我半途已惊呆。如果她是中学历史老师,我尚能谅解,教学大纲如此,占有材料稀少,也只好简单地读解历史。但她是大学学者,居然一直寓于中学教科书的藩篱,可见教科书对人生的影响有多大!
其实,多如牛毛的史料均可证明,张作霖杀李大钊,是因为李大钊秘密策反冯玉祥,而且更多地,李大钊是代表苏联和国民党,劝冯玉祥哗变,以策应蒋中正北伐。不错,李大钊是共产党,但他更是苏联控制下的共产国际的代言人,以此秘密身份,一并指挥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北方党务。在张作霖看来,他是汉奸,替洋人做事,搜集国家军事情报,并勾结南方乱党,企图颠覆政府,罪当以死。
张作霖1926年4月进京,段祺瑞辞职,冯玉祥败走,李大钊率众进苏联大使馆避难,邵飘萍躲入六国饭店。警察抓李大钊不容易,却成功诱捕了李大钊的党羽邵飘萍,于兵荒马乱之际,草草枪杀。
罗章龙晚年曾披露,邵飘萍并非只是《京报》老板,而是“特别党员”,李大钊和罗章龙是他的入党介绍人。对这位杰出的报业巨子、记者、新闻学家、传媒事业的殉难者,历史课本和新闻教科书的介绍,同样是单线条的,没有多少人知道,他在妻妾成群的情况下,依然对嫖娼和吃花酒抱有始终不灭的兴趣,也没人愿意相信,他曾利用新闻报道,敲诈政敌,过着挥金如土的奢靡生活。
只有翻看史料才会知道,他是一个伟大的人,也是一个有严重缺陷的人。
李大钊就义,是1927年4月,那时,张作霖已平稳控制北方,所以对李大钊的审判并不像对待邵飘萍那样草率。查看北京档案馆的各种材料便会知道,李大钊并没有遭受传说中的严刑逼供,被揭掉指甲,用铁丝捅尿道,相反得到了很好的优待,他的供述详尽而完整,态度上十分配合和坦白。值得注意的是,李大钊认可死刑,但不愿接受枪决,希望接受绞刑。张作霖得知,批示拨款,订购了那台著名的绞刑架。
在档案馆里查阅历史文献,常常发现教科书是误人子弟,培育简单的头脑,所有复杂的背景、复杂的人物、复杂的事件,全部做了简单化处理,先遵循一种必须遵循的规律,再划分一好一坏两个阵营,好的特别好,一尘不染,坏的特别坏,一无是处,然后颂扬好人,鞭挞坏人。这些年,观察国人品评时事,常显出儿童般的思维水平,确实与这种失败的教育有关。
2010年10月13日星期三
(ZZ)我无家可归,因此我用 iPad
我无家可归、完全没有家、彻底破产……但我还是有 iPad 和微星 Wind u130 上网本。我觉得这些是必备工具……没家在当今世界没什么大不了的,拥有通往整个世界的互联网倒是非常重要。
选择
我是自己选择成为流浪汉的,我在洛杉矶或卖或送的处理了自己的全部家当,搬到巴黎。我的旅行签证已经过期,在这里属于非法逗留,但我依然只在自己想的时候工作,过着安逸的生活。但如果我需要和别人取得联系,不论是联系朋友还是向巴黎公交部门抱怨票价,都离不开麦当劳的 Wi-Fi。
笔记本电脑和 iPad 在其它方面也很方便……我常在聚会上借助 iPad 当 DJ,在公园用笔记本电脑写书或拨打 Skype 电话。依靠 Skype、Google Voice、一些网站和 iPad 程序,我在过去半年里没付过一分钱国际长途话费和短信费。Google Ads 给我带来了一些收入,网络工作、自由写作让我从不需要忍饥挨饿。如果没有笔记本电脑,这些都不可能实现。
后勤
我用太阳能充电器给 iPad 充电,这充电器是我在 Craigslist 网站用一个旧 MP3 换来的。笔记本电脑基本都是在去电器店时充。麦当劳提供了很多免费的 Wi-Fi 热点,而且他们一般不介意你多坐一会儿。而且你可以在线订购麦当劳的食物,然后在柜台拿……这就是有形的流浪生活!至于充电频率,微星和 iPad 的电力都很出色,我平均每三四天才去充一次电。
谈到订购,现在有可充钱的 Visa 卡,我经常用。一来这样可以避免汇率问题;二来我表演魔术、当 DJ 收到的一般都是现金,我可以在 Virgin Megastore(欧洲的一家连锁家电卖场)把钱存到卡上。
我没有手机……因为我不需要。洛杉矶有很多流浪汉用手机,在长发下戴蓝牙耳机,看起来像是自言自语……我没问过他们是为什么要手机和耳机、又是怎么搞到的。
通信
我用 iPad 版 Skype 和 Google Voice 通信……巴黎每个公园基本都有免费的 Wi-Fi。用它们打给法国的移动号码基本都免费,Google Voice 则让我可以接到电话。我只需要花点时间通过 Skype、SIP、iPad 注册一些服务。Gizmodo、Lifehacker 等几家 Gawker 网站在这方面很有帮助。
在我没连上 Wi-Fi 的时候如果有人想联系我会很困难。我选择这种生活是因为我不为他人而活、不想浪费时间。我会在自己想打的时候打回去。
笔记本电脑和 iPad 带来了无与伦比的灵活性。说实话,尽管我曾为苹果公司工作过,但 iPad 的 Wi-Fi 信号接受能力真是糟透了。而且这两样东西都很小,可以放进不离身的小包里……那包里还有牙刷和我的 Zippo 牌的幸运打火机。
人们的反应
有意思的是,巴黎热衷科技产品。我碰到的很多人都问我觉得 iPad 哪儿好……当我说自己靠它过活时,他们的反应很有意思。人们看到电子玩物时都倾向于把你当作一个人来看待,而不是出来骗人、讨钱的瘾君子。我猜这和心理学有什么关系吧。
笔记本电脑在建立信誉方面也有很多助益。我靠写作谋生,虽然过去几个月有点困难。通过笔记本电脑展示作品比自己潦草的笔记本看起来更专业……不过我还是留着自己的笔记本。
自由鸟
最后,因为我经常移动、有互联网可用,我不太需要家。我这样的人其实挺普遍:我们被称为永久旅行者。
我们背包、搭车环游时间、用笔记本电脑工作在私占的住宅或 CouchSurfing、Hospitality 俱乐部这样的地方与其他永久旅行者碰头。也就是说,按照传统定义我们是流浪汉(Homeless),冬天到来我们就南下。上周我搭便车到了法国南部,一整周都带来嘎纳和尼斯的沙滩上。再过两周我可能就到了伦敦。这绝对是一种很有趣的生活方式。但你也得跟得上音乐、电影、科技、政治的最新趋势。如果碰上当地经济不景气,最好继续迁移。
我认为人们不应该把流浪汉等同于疯子、邋遢鬼、破产者或别的任何形象。弄一部笔记本电脑并不难,房子?试试看吧。放弃的时候记得跟我说一声。
2010年10月4日星期一
小赚了一笔
运气不太好被分在了A组(B组每个人无论怎么选择都至少有8块钱),最后只得了3块7,不过也比没有强在,差不多相当于两斤牛肉了。争取下次实验多赚点。